专访彭文生：逆全球化下，超大市场如何破解中国需求不足？丨2024经济展望

本期嘉宾：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2023年，全球经济在疫情后出现了同步复苏，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均衡和分化的现象：美国经济韧性超预期；日本经济复苏明显；欧元区则持续低迷；部分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深化；中国增长预期不断改善，但还面临不少挑战。

全球经济包括汇率和利率为何出现明显分化？这种分化造成了全球乃至单个经济体怎样的供需不均？从不均衡走向再均衡，各国产业链布局，贸易结构将如何逆转？全球经济新的均衡点何时才能形成？中国又如何破解内外部的供需约束？近期，第一财经专访了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

彭文生从宏观政策、周期性因素和逆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了中美经济的差异和挑战。他认为，全球供需不均衡总体上表现为供不应求，走向再均衡的过程中会出现重复投资导致低效且影响潜在增长率。在这场逆全球化趋势下，他做了几个重要提醒：第一，非经济因素扰动经济走势不可小觑；第二，各国再均衡的时间将是跨周期；第三，若人工智能发展超出预期，可能提高效率抵消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第四，逆全球化短期不会逆转，每个国家都面临挑战；第五，中国规模经济优势天然而成，无论对上游技术创新还是中下游制造业，都是坚实后盾。第六，逆周期调节工具不是房地产，而是财政政策。

以下为采访实录，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有所调整。

全球经济失衡总体表现为供不应求，非经济因素或从幕后走向台前

第一财经：2023年，全球经济在疫情后同步修复，为何走势呈现分化？

彭文生：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不同国家在疫情期间采取的宏观政策措施会有一些延续的影响。例如，美国的财政政策扩张比较强劲，对消费的支持力度比较大；而中国的宏观政策过去三年相对谨慎，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没有美国那么明显。

其次，周期性因素也起了作用。美国在2008年次贷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从2013年开始进入了金融周期的上升阶段，这对投资和消费有一定的支撑。而中国正处在金融周期的下行调整中，包括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问题，都给总需求带来了下行压力。

最后，逆全球化的趋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的供给不足导致通胀压力，中国的需求不足导致物价下行。

第一财经：新形势下，全球经济的不均衡如何表现在供给和需求两端？

彭文生：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供不应求。中国需要增加上游的研发投入，美国需要加强中下游的产能建设，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源，导致全球的需求很强劲。

第一财经：非经济因素要占据主角？

彭文生：现在非经济因素，比如地缘政治、绿色转型、人口变化等因素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由于疫情的冲击，产业链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只追求效率和成本，而是要考虑安全、稳定和韧性。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经济成本的增加，效率的降低，以及一些重复投资和重复产能的出现。

第一财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供给和需求的新均衡点，会是一个高效还是低效的状态？

彭文生：新均衡点其实是一个量的问题，它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是更快还是更慢。如果只考虑逆全球化的影响，那么经济增长会放缓，因为成本高于过去。但是，经济问题并不简单，还要考虑到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可能会提高效率，抵消或者超过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来说，这可能对美国更有利，因为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帮助美国提高供给，缓解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中国则是需求不足，如果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我们更供大于求，那么就需要我们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逆全球化短期不会逆转，内需补链外贸顺差中的利弊要平衡

第一财经：逆全球化的周期，会持续多久？解决上游供给约束的过程中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

彭文生：可能不能指望逆全球化短期内就会逆转。每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调整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中国要应对美国在科技前沿的限制，要增加上游的研发投入，这对短期的经济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研发投入的领域相对较窄，比如半导体，它带动的就业和收入主要集中在中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倾向相对较低。

而我们受到的影响，就是美国推行中下游产业回流的政策，导致我们的出口减少，进而影响我们的就业和收入增长，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他们的消费更多，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总需求不足。

美国也面临挑战，因为对中国的科技限制，实际上美国降低了研发投入的需求，而它在中低收入阶层的产业投资，虽然可以拉动就业和收入，增加消费的需求，但是这也代表它的资源是有限的，它不能既做研发，又做生产，所以它面临的是通胀问题。

第一财经：贸易顺差中为何要警惕实体资源被转移？

彭文生：贸易顺差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但是从长远来看，不一定是好事。美国的贸易逆差虽然对短期的增长是一个拖累，但是美国国内需求很强，这是美国经济强劲的根本动力。

如果我们只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我们内需不足，我们就出口给美国，这似乎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我们消化了多余的供给，美国补充了不足的供给。但是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们内需不足，我们就更多地依赖出口，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出口价格下降，汇率贬值，美国就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进口我们的产品。

而美国现在正在加强制造业的产能投资，如果没有我们的廉价产品，它的资源就是有限的，可能就无法满足内需，通胀可能更高。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帮助美国降低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这个逻辑是存在的，但是具体的程度还要看实际的情况。

规模经济是创新基础，大经济体在逆全球化时代的优势会愈发明显

第一财经：中国新能源产业份额全球领先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他市场的反倾销措施会对这个行业产生哪些影响？

彭文生：我们的光伏组件产能占全球80%，电动车市场份额接近50%，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这背后的原因，有人可能认为是政府补贴，比如最近欧盟宣布要对中国的一些电动车、风电设备进行反补贴调查。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也有类似的含义。

但我们的分析是政府补贴可能在早期起了一定的扶持作用，但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到今天，根本的原因还是规模优势。就是在同等技术条件下，任何东西在中国生产都比其他国家便宜，这个便宜不是因为我们劳动力便宜，而是因为我们的规模大，产业链完整，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单位成本。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实际上是中国规模经济对全球的绿色转型的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面临着逆全球化的趋势，一些国家担心在绿色转型的方向上落后于中国。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即使在绿色转型方面，我们也要更多地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我们不仅要在制造业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环节也要发挥出来。

第一财经：突破性创新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彭文生：规模经济是促进创新的基础，或者说是一个优势。一个大的市场，就有更大的能力来承担更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也有更大的能力来进行试错，尝试不同的技术路径。如果是一个小的经济体，则没有这个能力，它可能只能集中资源做一个路径。

为什么美国的创新走在世界的前列，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也是因为它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投资回报比其他国家要高。印度也是一个大型经济体，人口多，也有一定的优势。大型经济体在逆全球化的时代，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但是我们跟美国比有一个优势，我们的人口多，包括工程师，包括科技研发人员，而我们跟印度比有另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经济规模更大，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在一个比较独特的位置，人口和经济规模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财政政策是更有效的逆周期工具，赤字率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第一财经：为什么说需求下行压力是跨周期的？

彭文生：跨周期的缺口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过去认为的经济周期是比较短的波动，一两年不好，经济自我调节后就好了。我们这次面临的周期，我称之为金融周期，它与房地产和债务问题相关，房地产的特征是顺周期性。所以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需求的下行压力可能持续几年，这是跨周期的。

另一个含义，就是逆全球化。这个因素也超越了每个国家的经济周期，而且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影响因素。总之，我们不能指望像平时那样，库存或制造业投资的短期波动就能解决问题。

第一财经：2024年会不会有更大的房地产政策放松？财政赤字率提到多少合适？

彭文生：完全有可能。但房地产是顺周期性的行业，用它来做逆周期调节不容易，反而财政政策是更有效更快的逆周期工具。举个例子，经济不好时卖地难，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但经济不好时卖国债容易，因为大家风险偏好低，国债是安全资产，政府可以用更低成本筹集资金来帮助经济，这是逆周期的。

2023年11月公布的数据，CPI负增长0.5%，PPI更低，说明需求不足，所以财政政策可能要加大力度，财政赤字要增加，这也是我们看2024年经济增长的关键指标。至于赤字率，没有绝对的指标，3%也不是神奇的数字，具体定在多少还是要看经济，这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现在需要以促进消费为导向，其实就是以促进民生为导向。我们不需要直接发消费券，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农村的养老保障，通过财政支持，降低养育小孩的负担，降低社保缴费负担。

制片人 张言

编导 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