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6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2.5%,并呈现累计增速逐月回升的亮点。但其中,就中美贸易而言,前5个月,中美贸易总值下降8.1%,占比9.6%。下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还将如何演变?这将对全球贸易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又该如何应对?第一财经《2025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张燕生。
下半年,全球贸易前景如何?
第一财经:数据显示,前5个月,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总额同比下降了8.1%,怎么看中美贸易前景?
张燕生:美国的“对等关税”是4月2日,对美国、对中国、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根据4月份WTO的数据,全球贸易增速今年预计是下降0.2至1.5%,比没有对等关税的情景可能要下降将近三个百分点。全球的经济增速,根据IMF4月份的报告,2.8%左右。全球经济的一个长期均衡水平假定是3.7%左右的话,2.8%就意味着比均衡水平低了大致0.9个百分点。全球的投资应该讲是比较低迷的,远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全球的经济、贸易、投资增长低迷,标志着2025年可能都是一个“多事之秋”。
特朗普关税政策想做什么,中国如何应对?
第一财经:有学者认为特朗普一方面把加征关税当作他和其他国家进行经贸谈判的筹码,但同时他又表达了加征关税将为美国的财政收入提供长期来源。短期的谈判筹码,长期的税收来源,哪个目标才是他真实的意图?
张燕生:从2009年开始,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任美国总统,实际上都是在推动再工业化战略,试图走出产业空心化困境。特朗普的“对等关税”会迫使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扩大来自于美国的进口;他期待能够扩大全球对美国的投资,扩大美国跨国企业回流美国的规模,而且关税收入可以抵补美国国内减税所产生的财政压力。包括美元,如果有利于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特朗普希望是由商品和服务进出口组成的经常项目来决定,这样的话,美元可能就不会升值,可能就会贬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特朗普的政策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推动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现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
第一财经:做制造业回流的努力,您认为特朗普现在的措施是有效的吗?
张燕生:从目前看,美国要想重返制造业将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美国已经进入到服务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那么美国的重返制造业是什么概念?是高端、中端、低端通吃,还是仅仅发展高端?恐怕从特朗普来讲是高中低通吃。到美国建纺织厂、建玻璃厂、建工程机械厂,他都欢迎。因为这些传统的产业会为美国的蓝领工人提供工作。然后,美国中低端制造业高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缺少产业竞争力的矛盾基本无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是1944年,那个时候美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是56%,无论是国际货币体系还是国际贸易体系、全球经济治理的架构,美国可以做很多承诺。说安全我负责、开放我负责、货币我负责、金融我负责。现在来讲,美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大致上是1944年的一半。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讲,他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多安全的责任、开放的责任、货币的责任、金融的责任?一个是承担不起,还有一个要想承担起,就要收缩。所以从他的执政逻辑讲是非常清楚的。拿关税做工具来迫使这个世界承担更多的安全方面的费用,承担更多的进口的责任,承担更多的货币和金融方面的责任。
通过对等关税,全球投资美国是吧?全球为美国注入资本、注入技术、注入就业岗位。这么做的话,美国的贸易伙伴怎么样?那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2025年全球的经济会减速,全球的贸易会大幅波动,全球的投资很可能会萎缩。
第一财经:美国的近三任总统都达成了一个共识,战略也是很清楚的。在他们这种可能是中长期的既定策略之下,我们如何做一个相对比较长远的打算?
张燕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们就讲要保持战略定力,要保持历史耐心,要保持底线思维,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讲“三新一高”,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那么“三新一高”中的新发展格局就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由对外需依赖型的经济转向内需依赖型的经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规模巨大、开放规模巨大的大国,世界是没有几个大的市场可以匹配的。
中国式现代化,第一个内涵是大国的现代化,它必然涉及到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有全球视野。因为中国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关系到世界,世界也会影响到中国。第二个内涵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点是解决效率问题。然后是先富带后富,就会涉及到公平与效率相对平衡的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政策和战略的变化。好比说很多人是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那么他对国家的责任是什么?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对他的企业的员工的责任是什么?再分配机制是什么?城乡区域差异缩小的机制是什么?这些可能都到了要系统性考虑调整的时候了。第三个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产生了,如何满足精神文明需求?第四个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实现绿色化转型和数字化转型。第五个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打仗。你可以看到,在现阶段就意味着中国真是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发展阶段了。对现阶段,提升说到做到的治理能力和更清晰的责任划分是非常重要的。
下半年,外贸行业如何应对关税挑战?
第一财经:展望下半年,特朗普的一些关税政策在90天窗口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张燕生:现在政策大致上就是10%的基准关税,如果我们假定原来的税基是20%,再加上芬太尼的20%,一共是50%。50%是没有多少企业能够跳过关税壁垒的。下半年的关税不说加,这50%能不能够减呢?基础关税是减不了的,过去加征的关税所形成的关税壁垒是减不了的,那么就是20%的芬太尼能不能够减。第一次双方谈判是日内瓦会晤,第二次是在伦敦,那么第三次有没有可能?如果能够把这20%取消掉,30%的壁垒比50%还是有更多的企业能够跳过去。因为关税是价格手段,只要能够承受这个价格。而这个承受往往是对方的消费者承受一部分,对方的进口商承受一部分,它是分担的。中美在日内瓦的谈判和伦敦的谈判都表现出很强的合作意愿和灵活性。那么下半年的谈判,大家的合作意愿和灵活性(如果依然很强的话),能不能够让关税不加,并且进一步减少?这是做工作的一个重点。
第一财经:应对美国关税的挑战,中国企业其实采取了非常多的应对措施。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人均购买力依然是非常强的,美国市场对于我们出口的重要性真的会显著下降吗?
张燕生:未来人们讲的最多的是不确定性,第一个就是美国市场能保住吗?如果保住美国的市场,企业可以做什么,行业协会、商会可以做什么,政府可以做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大家要共同想办法去努力的。目前,中美中间品贸易比重在快速下降。美国海关在认定某个中间产品是中国制造还是转口,比如越南、墨西哥,很大程度上是用原产地规则来衡量的,看增值的主要部分是在中国发生的,还是在越南发生的,在墨西哥发生的。可以看到中国有一些企业输美产品就没有在美国“关税战”的打击之内,是因为它的增值主要部分是在越南,这部分产品认定为越南制造。如果是这样的话,企业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把增值的主要部分——技术、设备、人才都转移出去了,国内能剩下什么呢?产业空心化会不会产生?在资本品、中间产品、消费品贸易中,中国的消费品特点是性能价格比好,对美国消费者来讲,中国的消费品是给美国消费者创造最多消费者剩余和经济福利的产品。所以说在2018年,这部分就不是美国加征关税的重点,因为他知道加征关税的负担会主要转移给美国消费者承担。那么,美国市场怎么保得住,核心的问题还是中国和美国在贸易的共同利益方面要相互依存。
第一财经:比如说,欧盟可能成为有效的替代者吗?
张燕生:如果美国市场保不住,我国出口是不是可以到欧洲去呢?一年5000多亿美元的产品,哪怕20%也都是1000多亿美元,欧洲市场能够承受吗?欧洲会怎么做?它会不会也像美国一样筑起高关税(壁垒)?这部分产品,如果在欧洲也遇到阻力,还会去哪儿?贸易转移效应会不会使美国的关税壁垒延伸到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果要应对这个困境,是不是能够跟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签订一个协议?比如说,我不倾销,你不打关税战的协议?如果我不倾销,就必须建立国内的生产、销售、出口、出海竞争的协调机制。建立出口协调机制,是为了避免一窝蜂地涌向某一个出口市场,最后导致更大的贸易伙伴的冲突。出海是不是也应该协调?我们讲要做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都涉及到一个如何落地的问题。这些行业,哪一个没有几十万家企业?要建立起一个协调机制,是需要做大量工作才能做到的。
第一财经:您怎么看待我们和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
张燕生:中国和欧洲是相互依存,互补性结构,也有一部分竞争,两个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要承认,我们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分歧。在这个方面,要有历史的耐心,不着急,慢慢来积极地做促进的工作,一步一步改善中国和欧洲的经贸联系。首先是签证便利,第二是航班便利,第三是人员往来便利。中国和欧洲这种战略互信和相互的认知,可能是发展中欧经贸关系最重要的。
全球经贸格局深刻变革下,企业如何布局全球市场?
第一财经:面对全球化的“逆风”现象,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来布局生产销售和供应链体系,全球的经贸格局在发生怎样深刻的变化?
张燕生:全球化我分成两类,一类是基于规则的全球化,还有一类是基于自然律的全球化。基于规则的全球化,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现在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基于自然律的全球化,不是规则推动的,而是企业推动的、市场推动的、民间推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可能企业做更多的努力,市场起更多的努力,以及民间起更多的努力。中国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很大程度是市场推动、企业推动、民间推动的。
第一财经:前5个月,中国整体的对外贸易额还是正增长,出口在前5个月增速达到7.2%。2025年中国的外贸数据会怎样变化?
张燕生:外贸数据可能会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对美可能会出现负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努力开拓非美市场,因此整个贸易,像“一带一路”、金砖、东南亚,这个部分的贸易增长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率。
可能中国确确实实要考虑贸易平衡的问题,出口的同时要扩大进口。比如美国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他买100个国家的东西比卖给他们的多,因此美国给这些国家提供了订单,提供了需求,提供了生长的动力。中国,如果我们的进口增长很强劲,那么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的依赖就会加深。我们的出口增长很强劲,代表我们出口的竞争力上升得很快。一个方面代表着我们的贸易企业的创新精神是非常卓越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贸易利益中间,有中国企业的一份,有东道国企业的一份,有第三方企业的一份,打造利益的共同体,带着别人发展。有事儿共商、共建、共享,这样的话中国走到哪儿才真正会得到贸易伙伴的欢迎和支持。
现在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它跟过去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过去我们讲是全球生产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一个产品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我们叫国际工序分工。还可以做到零库存,及时供货。所以这个时候全球生产体系,它是开放、市场化、效率导向的。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国家会转向区域化、本地化、分散化。那么就会“去风险”,减少对别的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来保证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企业,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对外投资,会遇到更多的保护主义,会遇到更多的地缘政治,会遇到更多的不公平对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海还是一个从长计议。现在有很多企业很成功,就是创新驱动,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相当于是在世界的前沿进行迭代,这样的话别人就很难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还是创新驱动,还是高质量发展,还是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对中国的外贸企业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财经:但是对于更多的一般企业来说,要对走出去的风险有充分的预估。
张燕生:因为现在从全球的格局来讲,它是一个高风险的时期。风险点可能会涉及到你的市场,涉及到你的伙伴,涉及到你的供应链的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可能会对你的经营产生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并举,这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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