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曾湘泉：增长和就业要联系起来，要强化就业影响评估丨2026经济展望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6年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会议提出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其中，“稳就业”被放在首位。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多次强调就业问题，明确提出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相关目标如何实现？《2026经济展望》，对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

如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第一财经：当前宏观经济面临内外部诸多挑战。在制定政策时，如何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两个不同目标之间的关系？“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如何理解？

曾湘泉：从分析框架上看，就业问题通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总量、结构和质量。首先是就业总量。就业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最为密切。中央提出“高质量充分就业”，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把经济增长与就业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只追求增长指标，而忽视就业吸纳能力。

在此基础上，当前一个重要变化是，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和重大投资决策，越来越强调事前进行就业影响评估。发展最终是为了改善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核心，就是让劳动者有稳定岗位、有合理收入，增强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从长期趋势看，近年来就业弹性有所下降，即单位经济增长所带动的就业数量在减少。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比如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较强，但当前服务业增速有所放缓；同时，虽然劳动力总量在下降，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规模仍在增长。因此，在当前阶段，把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具有现实必要性。

如何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更多就业？

第一财经：不同产业对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是不一样的。有观点认为，如今制造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减弱了，要提高就业水平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您怎么看？

曾湘泉：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发展阶段看，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是一个总体趋势。但关键问题不在于“发展不发展服务业”，而在于“发展什么样的服务业”。

服务业大体可以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在我国发展较快，在消费、出行、文化、体育等领域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与此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信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如信息服务、专业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会计审计和工程设计等。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在货物贸易中保持顺差，但服务贸易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不仅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有利于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

如何让企业吸纳更多就业？

第一财经：企业是吸纳就业最重要的主体。近期国务院出台多项稳就业政策，包括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的力度、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等措施。针对企业主体，还可以有哪些就业支持政策可以推出来，您的建议？

曾湘泉：从政策逻辑上看，支持就业，本质上就是支持企业发展。当前企业普遍面临用工成本上升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工作时间延长。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处于较高水平。在经济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工时仍然上升，反映出企业在成本约束下的调整方式。

以社会保险为例，近年来名义缴费费率有所下降，但随着征缴规范化，缴费基数更加贴近实际收入，一些企业的实际负担反而有所上升。这提醒我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既要关注费率，也要统筹考虑缴费基数、统计口径和企业承受能力。

从就业市场供需看，劳动力供给仍在增长，但企业岗位需求增长有限。要解决这一矛盾，关键仍在于通过多方面政策组合，增强企业扩大招聘的意愿和能力。

如何促进青年就业？

第一财经：数据显示，青年群体的失业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又该如何降低青年失业率？

曾湘泉：青年失业率偏高并非中国特有现象，在国际上也较为普遍。青年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往往需要经历一定的岗位搜寻过程，这在经济学上通常被视为摩擦性失业。

此外，青年就业还受到期望收入、就业观念和能力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就业能力不仅体现在学历层次上，也包括工作态度、沟通能力、服务意识、责任感等综合素质。

因此，促进青年就业，一方面要改善就业环境和岗位供给，另一方面也需要引导青年群体形成更加理性、多元的就业观念。

如何破解劳动力市场歧视？

第一财经：很多中年人也有就业年龄上的困扰。最近（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率先突破了35岁的门槛，把报考年龄放宽到38岁，尤其对于硕士博士，年龄放宽到43周岁以下。但是“国考”带动的就业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怎么能让这种突破拓宽到更多的就业部门？

曾湘泉：年龄歧视属于劳动力市场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化水平不足，往往使用简单指标进行筛选，而非基于能力和岗位匹配度作出判断。

类似现象也体现在学历、学校背景等方面。破解歧视问题，需要完善制度约束，同时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让招聘更加注重能力和绩效。

职业技能持续提升，怎么做？

第一财经：很多人在人生不同的年龄阶段会面临职业的重新选择，在心理建设、能力建设、职业规划等方面该做好哪些准备？您的建议，以及我们的公共部门还可以做些什么？

曾湘泉：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变化，劳动者在一生中从事多种职业已成为常态。应对这一趋势，关键在于提升通用能力和可迁移能力，包括基础知识能力和软技能，如学习能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

政府在职业培训中投入了大量资源，下一步重点应放在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培训需求分析和效果评估，使培训真正服务于就业转型。

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挑战？

第一财经：“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提到，要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从全球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究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会带来一个“低就业时代”？如果是一个“低就业时代”，我们该怎么应对？

曾湘泉：从历史经验看，技术进步往往在替代部分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岗位。从目前研究结果看，人工智能带来的更多是就业结构调整，而非简单的岗位减少。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加强趋势研判和信息发布，引导劳动者提前做好能力调整和职业准备，同时通过教育培训体系应对结构性变化。

2026年，如何稳就业？

第一财经：展望2026年，您对就业形势有何判断？最期待哪些政策得到推进和落地？

曾湘泉：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政策集中出台、市场预期改善的窗口期十分关键。下一步，一是要强化就业政策评估，把就业影响作为重大投资和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特别是职位空缺信息发布；三是持续强化职业培训，帮助劳动者主动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