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比尼：金融市场新繁荣的不合理性

在过去的5月和8月，股市持续震荡，债券收益率跌至历史低位。但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时，自那以后金融市场再次变得令人目眩。美国及其他国家股票都在迈向新高，甚至有人说股票价值可能出现“融涨”（在股票市场上,牛市尾声的加速上涨被称作融涨，melt up)。金融市场上的传闻都围绕着“再通胀交易”的可能性，寄望近期的全球经济放缓将在2020年时被加速增长以及更坚实的通胀（这有利于利润和风险性资产）所接替。

这种从避险情绪到冒险情绪的突然转变反映了四个积极发展态势。

首先，美国和中国可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至少暂时阻止了贸易和科技摩擦进一步升级。

其次，尽管围绕英国12月1​​2日大选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至少设法与欧盟达成了暂定的“软脱欧”协议，而英国被强行挤出欧盟的可能性也已大大降低。

第三，美国对伊朗在中东的挑衅行为表现了克制，特朗普总统意识到针对该国的外科手术式袭击可能导致全面战争以及油价飙升。

最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其他主要央行已经顶住了地缘政治阻力去实施货币宽松政策。随着各国央行再次开展救援行动，即便是微小的“绿芽”——例如美国制造业趋稳以及服务业和消费增长所展现的弹性——也会被视为全球扩张重新启动的预兆。

然而有很多迹象显示，全球经济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中国、德国和日本的最新数据表明，经济放缓仍在继续，尽管其步伐有所放缓。

其次，香港局势一路恶化，2020年可能冲击金融市场。

第三，尽管 “硬脱欧”或许可以避免，但欧元区正经历着一个与英国即将脱离无关的困境。德国和其他拥有财政空间的国家继续抵制经济刺激政策。更糟糕的是，鉴于已有1/3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反对本轮宽松政策，欧洲央行新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很可能无力出台更多的货币政策刺激措施。

除了人口老龄化，中国需求减弱以及满足新排放标准所带来的挑战之外，欧洲还极易受到特朗普屡次提出的德国和其他欧洲汽车进口关税的威胁。欧洲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德国、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都遭遇着可能转化为经济难题的政治争端。

第四，随着以美国为首的严厉制裁正加剧街头骚乱，伊朗政权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煽动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动荡以增加美国目前做法的成本。中东已经动荡不安。伊拉克和黎巴嫩都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后者实际上已经破产，正面临着货币、主权债务和银行危机的风险。在当前的政治真空状态下，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可能会决定进攻以色列。而土耳其对叙利亚的行动则带来了许多新风险，包括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石油供应。也门内战目前还没有停止的意思。以色列则还未选出新政府。该区域俨然是一个火药桶；一旦爆炸就可能引发油价震荡和新避险事件。

第五，中央银行在支持经济方面已经黔驴技穷，而财政政策仍然受到政治和高负债的束缚。可以肯定的是，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在另一轮经济衰退时求助于更多的非常规政策，也就是将财政赤字货币化，但他们往往要等到下一次危机已经非常深重时才会出手。

第六，许多地方都面临着民粹主义对全球化、贸易、移民和技术的日益激烈抵制。在这场无底线竞争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推行限制货物、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流动的政策。

第七，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可能成为不确定性的最大来源。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外交政策可能会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其盟国所创造的国际秩序。一些欧洲人（例如法国总统埃曼纽尔·马克龙）担心北约陷入沉睡，而美国则在挑衅而非支持其亚洲盟友，比如日本和韩国。在美国国内，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进程将引发更多的两党僵局和斗争，而一些正寻求党内提名人资格的民主党人则提出了让金融市场坐立不安的政纲。

最后，中期趋势可能依然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破坏：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拉低潜在增长率，而对移民的限制则会使问题变得更糟。随着极端天气事件益发频繁，致命且更具破坏性，气候变化已经导致了严重经济损失。尽管从长远来看，技术创新可能会扩大经济蛋糕的规模，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首先破坏就业，打击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因而加剧本已极高的不平等程度。每当下一次严重衰退发生时，庞大且不断上升的私人和公共债务都会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从而引发一波无序违约和破产浪潮。

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脱节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投资者正兴奋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短期尾部风险的减轻以及央行恢复货币政策宽松的行为上，但是全球经济的基本风险仍然存在。事实上，从中期视角来看，它们其实都在恶化。

（作者系鲁比尼宏观合伙公司CEO，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