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今年这些失意的公司啊！用水逆能解释得了吗？ | 2019年终特辑④

国内篇

2019年年中，A股市场有一件小事值得被记住：贵州茅台的流通股价突破了1000元。这是A股市场化运作后首只真正意义上的“千元股”。

我们想说的当然不是请大家记住高股价。因为茅台的问题恰恰在于，股价竟然创了新高。

茅台这一年其实过得相当不顺遂。以董事长为首的高管层与经销商体系合谋的贪腐窝案被坐实后，公司面临着规模前所未有的制度改革、零售渠道重组，以及日益扩大的产能缺口，新旧理念的对冲暗潮汹涌。

对于任何一家大公司而言，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致命。但这次，在中国，在A股，市场却轻易地“宽恕”了茅台。红色历史、国货概念、民生需求、产品稀缺性……每个标签都让股民甘愿一赌再赌。

这种无法复制的行业影响力和中国式交易逻辑，成了茅台“大而不倒”的关键。这表明，大公司令人恐惧的影响力，核心仍在于其规模。在相对年轻的互联网行业里，这种效应体现得格外明显：2019年，入选《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数量首次超过了美国。其中以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8家互联网企业，合计市值接近11万亿元，是中国500强公司总市值的近1/4。

另一个用于衡量行业内竞争程度的指标“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则显示，在中国，休闲服务、家电、房地产等多个传统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都在2019年达到了近三年内的新高。头部公司的影响力倍增，行业寒冬的发展压力自然就变成由中小企业承担，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华为在国内手机市场份额上对于小米等品牌的压倒性胜利。

影响力固然可以帮助大公司解决许多问题，但领导者的错误、战略执行不力、创新力的缺失，以及不可控因素的干扰，仍是任何级别的公司都值得警惕的基本问题。今年因为这些原因失意的明星公司依然不少，但比一时失意更危险的，应该是前所未见的强大对手。

每年都有“寒冬”受害者

同是穿越经济周期的过程，有些“船大调头难”的行业动作总是会显得更慢、更艰难一些。比如受宏观政策影响更大的房地产和汽车行业，转向破冰的过程从2018年一直延续到了2019年。

对于大型车企而言，目前在提振销量、转型发展过程中所需回答的关键问题之一，即是如何应对汽车合资股比政策放开之后的充分竞争市场。关于这一点，宣称要“开始尝试与合资直面竞争”的长安汽车给出了令人失望的答案。

在发布了一份净利润同比暴跌328%的第三季度财报后，长安汽车于12月宣布出售所持有的长安PSA合资公司股份。同期，公司旗下另两大合资品牌长安福特和长安马自达也都销量难堪，丢了“利润奶牛”的名号。

靠合资起步、过了多年好日子的中国车企走到了转折点，同此凉热的还有数百家中小型房地产企业。

人民法院公告网数据显示，2019年内中国宣告破产的房地产公司已超过450家，而富力、泰禾、福晟、协信等一批销售额中上游的企业也深陷流动性困境。绿地香港董事局主席陈军甚至评价称，“房地产已经不是黄金、白银时代，而是进入风险投资时代。”

行业增长的陡然停滞，有些可归因于外部市场的动荡，另一些则是早年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比如中国领先全世界的移动互联网浪潮，在数年时间内就使智能手机在全民层面得到推广。这也使得手机品牌提前进入了更为艰难的红海存量战。

回到2015年，小米还能依靠其破坏性的销售模式和超高性价比的产品，拿下国内行业第一的市场份额。但到了2019年，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的数据显示，华为手机的出货量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位列国内第一，且与第二名之间的差距逐渐从15%扩大到24%。

未能在5G前夜强势发力的小米，虽然依靠在物联网领域的布局保住了业绩规模，却没能赢得股民的长期信任。目前，小米的市值较其刚上市时已跌去1/3，雷军“要让在上市首日买入小米公司股票的投资人赚一倍”的想法也成了没有日期限定的宏愿。

自身能力问题才是大问题

2019年是“国货”概念的高光时刻，汇源却在这一年彻底断了东山再起的念想。

十多年前，汇源曾是港交所最大的IPO项目之一，并收到过可口可乐高达179亿港元的收购要约。汇源本想凭借这一收购案获得强大的零售渠道并向行业上游发展，但最后在反垄断与民族品牌保护的激烈讨论中，失去了机会。

自此，汇源就长期受困于当年为迎合收购案而设计的销售体系，不但果汁产品线未能推陈出新，反而因扩大产能加重了企业负担，逐渐无力参与市场竞争。目前与天地壹号共用商标、成立合资公司的“跨市场联姻”，也只是汇源为解自身债务问题的孤注一掷。

高杠杆、高负债式的扩张发展思路，已是过去几年造成大公司陡然失意的最常见理由之一。金融思维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可能要为此负一定的责任。但有时就连金融机构自身，也无法看清风险与利润之间的危险关系。

2019年5月，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问题，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接管，成为中国过去20年来第一家被监管机构接管的商业银行。包商银行此前是“明天系”的金融资产之一，但其被接管的主要原因还是长期对外贷款与短期同业理财间的风险错配问题。

在吸储能力弱、内控水平低的中小银行间，包商银行的情况不是个例。展业艰难、不进则退，但一旦“同业间刚性兑付”的惯例无法为其兜底，危机就会爆发。另一方面，中小银行与小微企业间存在着大量合作关系，不良贷款的风险可能因小微企业而起，同业拆借的风险也同样可能传导至实体经济。

此前市场上所见体量最大的负债式扩张案例之一，还包括在2018年资产“瘦身”超过3000亿元、疯狂抛售海外资产的海航。到了2019年，海航由于数千亿级别的债务压力难解，仍处于借旧还新且不断抛售资产的状态。从涉及多个产业的综合性集团，逐渐收缩至只维护航空相关的主营业务，这家公司没有“非卖品”的状态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同样为“卖”发愁的还有蔚来，不过它愁的是如何能卖出更多车。

作为初创企业，蔚来选择了进入门槛更低的电动车，却选择了价位更高的SUV起步。在成为一家创新型车企和一家生活方式公司之间，蔚来也花了太多时间寻找平衡，以至于没能解决销售这个对于零售企业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今年蔚来还遭遇了旗舰车型大规模召回，而且问题出在消费者最担忧的电池安全上。虽然蔚来之后的召回措施算得上及时负责，但它努力塑造的高端品牌形象却受到冲击。这甚至影响了消费者对所有电动车创业公司的信心。

蔚来的第二辆量产车ES6看起来多少修复了一些信心，它每个月可以卖出两千多辆，在这个价位的SUV（包括燃油车）中都不算少，但问题是ES6抢走了一大块ES8的需求，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公司的产品战略出现问题。

蔚来今年的不如意代表了整个电动车创业行业的普遍现状：它们显然受了大环境的影响，但更多的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具有中国市场特色的黑天鹅

出境游、跨境海淘、内容社区、社交电商……在过去几年里，这当中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可能创造出一家不错的初创公司，而接连抓住了这四个概念的小红书，却在2019年撞上了监管和商业化的双重高墙。

本质上，监管和商业化的困境，都源于小红书自身的产品思路——在一个用户内容主导的社区内，如何能将商业内容处理得不违和、不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体验，是一门学问。而如何在拓展新方向、试水更多商业化机会的过程中，保证产生所有的内容、操作都合规合法，对公司来说则是更难的考验。

2018年至今，在类似监管问题上吃亏的互联网公司不在少数，网易、陌陌、Bilibili等公司的App都经历过类似的下架处理。

2018年，卷入了“阴阳合同”、演艺明星偷逃税等行业口水仗的华谊兄弟，就曾入选《第一财经周刊》“失意大公司”名单。而2019年里，这家公司既没能从演艺经纪或实景娱乐等同样难有起色的新业务中获得足够收入，也没能将其关键影片《八佰》在中国电影产业史上票房成绩最好的这一年里推入市场。王忠军、王忠磊成为“中国华谊兄弟”的梦想，怕是更难实现了。

“监管”不仅限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有时舆论监督也能暴露大公司的弱点。比如，通过社交网络流传的一则奔驰车维权事件，最终就推动了奔驰中国修改其质保规定，并重新审视其与4S店经销商合作关系中的灰色空间。

如果说政策变化先前还能被视作是商业世界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之一，那么在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大公司主动加入与监管的博弈与共谋，以尽量减少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政商红线的杀伤力

在2019年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中，还包括香港这座城市的运行状态。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于12月初预测，持续的社会事件、政府收入减少和加推纾困措施的财政支出，会使香港特区政府出现15年来的首次财年赤字，零售、餐饮、旅游、商贸等多个行业都受到不同程度冲击。

以对香港GDP贡献达到5%的航空业为例，香港机场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国际机场今年11月客运量同比下降16.2%，是近十年以来出现的最大降幅。受此影响，国泰航空连续发布两则业绩预警，称公司下半年的财务表现将会比上半年“大为逊色”，并决定于2020年将削减1.4％的座位容量。

国泰航空在香港本地航空市场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这使它在面对本地社会问题时更难把握讨论与介入的分寸，在业绩上因此更易受到负面冲击。在今年7至8月的机场动荡中，国泰航空损失了自己的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以及顾客及商务总裁三位最高管理层人员，对公司的影响比2017年因对冲燃油投资产生高额亏损时更甚。

由于一条“可能是今年美国企业界最成问题、也最具破坏性”的推文，NBA这个商业化的体育机构也因不当涉港言论遭遇了在中国乃至全球发展史上的最大危机。一夜之间，NBA在中国的11个主要合作伙伴全部中止了合作关系。粗略估算，如果失去中国市场赞助，仅事件核心的火箭队，每年的商业损失就可达到4亿元人民币。

作为推动经济世界的两股重要力量，公司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个微妙的动态平衡当中。商业不一定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但在与政治共舞的过程中，它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底线的位置。

对于NBA中国事件，美国体育媒体ESPN当时在内部通讯中重申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观点，即“政治与体育无关”。但在商业社会中，宏观经济、行业格局、战略方向、监管制度乃至民族情绪，都有可能决定公司的命运。

全球篇

也不管有没有用，2019年那些在经营上最失意的大公司们，用来终结自己坏运气的第一招，竟然都是毫不手软地开掉创始人或者是CEO。

共享经济全面溃败

圣诞节的前一日，Uber官方宣布，43岁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将于年底退出Uber董事会，与他创立10年之久的网约车公司彻底告别。

卡兰尼克在新股禁售期结束后，通过多达36笔交易，在不到两个月内抛售了手中剩余的全部Uber股份，价值约27亿美元。从这个角度看，卡兰尼克倒是不算失意。相反，当下内心颇感失意的应该是Uber第一大股东——软银。

Uber于今年5月以低于一级市场最后一轮募资时的估值，在纽交所流血上市以来，数月内股价一直在30美元/股徘徊，多数时间低于软银2018年1月向Uber投资接近85亿美元的入股价。以52周的最低价格25.58美元/股来计算，软银浮亏接近18亿美元。

但Uber并不是软银在2019年唯一的折戟案例。更大的投资黑洞是WeWork。11月初，受旗下愿景基金期内亏损89亿美元的影响，软银宣布其财年第二季度整体经营亏损约65亿美元。软银CEO孙正义对外证实，这是公司过去14年来首次录得季度亏损，主要原因是愿景基金对包括Uber和WeWork一系列大规模投资计入减值，其中WeWork的计提损失达50亿美元，为软银记下其投资历史上最惨烈的一笔。

孙正义直接对媒体反思，称自己对于WeWork创始人兼CEO Adam Neumann在公司治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曾经“瞎了眼”。为此，WeWork董事会就像两年前Uber那样，也赶走了自己的创始人Neumann。

“虽然WeWork和Uber现在损失了大量现金，但10年后，它们将获得可观的利润。”孙正义给予媒体的这番表态，并没能让市场分析师们马上乐观起来。他们正在怀疑，孙正义治下的软银在投资策略的基本面上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判断失误，围绕“共享经济”的泡沫覆灭正是他们最大的证据。

作为软银手中最明星的两个新经济项目，Uber和WeWork并没有向外界展现出它们所描绘的对于传统产业的革命式颠覆——以Uber为代表的网约车，只不过是换了另一种样子的“出租车”；WeWork发明的联合办公模式，虽然开辟了更灵活的房租政策，但本质上仍属于商业写字楼的“二房东”，在一些地产投资人眼中，甚至存在短期收入与长期租约及债务错配的风险。

2019年的资本市场，对于盈利前景黯淡的新经济公司明显已失去耐心。继一批备受瞩目的公司如Lyft、Uber、Slack等一上市便陷入长期破发的泥潭，WeWork的IPO计划则直接夭折，2019年10月在接受软银解困增资时，公司估值已不足80亿美元，较年初Pre-IPO融资时470亿美元估值急剧缩水83%。

孙正义们最应该反思的，并不是对某个创始人看走眼，而是风险投资机构的推波助澜下，当下众多的独角兽公司身上已经普遍存在的那些恶习：只会讲故事、烧钱抢市场，而盈利意识却极度淡薄。对如此明显的运营风险视而不见，无疑是风险投资机构最大的失败。

饱尝信任丢失的恶果

12月23日，为了恢复外界对公司前进的信心，美国波音公司也宣布了一项外界盼望已久的人事任免决定——解除了丹尼斯·米伦伯格（Dennis Muilenburg）CEO及董事会董事的职务。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先后发生的两起波音737MAX飞机坠毁事件，一共导致346人不幸丧生。随后737MAX在全球停飞，这不仅令波音在二季度减少了56亿美元的收入，更造成了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季度亏损——约合34亿美元。经济损失还在其次，波音正在面临公司103年历史上最为严峻的声誉危机。

在两次空难事件之后，米伦伯格仅辞去了董事长一职，此后他为带领公司脱困而推行的一系列举措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是为公司又增加了更多的负面新闻——在这位CEO被解除职务的前一周，迫于复飞无望和积攒了超过400架未交付的飞机，波音公司终于宣布了737MAX飞机的停产计划；12月20日，“星际客机”飞船不载人的首次试飞以失败告终，令米伦伯格试图避重就轻、寄望于靠新项目来挽回公司技术声誉的幻想破灭。

空难背后，暴露的是波音在制造和安全认证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体制弊病，以至于它的员工明知飞机系统存在安全隐患仍然会选择知情不报。直至第二次空难悲剧发生后80天，米伦伯格本人才首次对外严肃致歉，但仍然一度拒绝出席国会听证会。这些现象都在说明，波音所谓的“安全文化”已经是一纸空谈。做出一次次错误决策的公司领导人，也算不得是这场危机的替罪羊。

本年度，另一家同样是在巨大商业利益面前放松了维护消费者健康安全这一底线的明星公司，也对外“祭”出了自己的CEO——9月26日，凯文·伯恩斯（Kevin Burns）宣布从陷入严格监管和健康舆论危机的Juul Labs离职。这家全球电子烟市场的明星公司同时还宣布，将停止在美国的广播、印刷和数字平台上为其产品做广告，以及停止薄荷调味电子烟在全美的销售，直到通过FAD的审查。

Juul成立虽只有3年，但依靠病毒式的社交网络营销，迅速拿下美国电子烟市场的7成份额，同时在全球多个国家布局圈地。2018年 12 月，万宝路的制造商——全球最大的烟草巨头奥驰亚（Altria）以 128 亿美元收购Juul 35% 股份，令该公司估值达到380亿美元。

但是，属于Juul的高光时刻并没有维持多久。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因关注到美国未成年人群已经存在滥用电子烟的情况，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加强对这类产品的销售监管。作为美国电子烟市场的垄断者，Juul成为FDA的头号监管对象。

进入2019年后，美国全民质疑电子烟种种不确定危害的呼声愈演愈烈，Juul的核心产品——一次性烟弹产品被要求从所有的加油站和便利店下架，而“电子烟是比传统香烟更健康的替代型产品”这类的误导性广告，更是受到监管机构的公开谴责。因预计政府在明年有可能会全面清退电子烟市场，奥驰亚在11月初公布三季度财报时，对一年前的那笔投资执行45亿美元的价值减计，亏损超过三分之一。

Facebook也因为严重失去公众和政府对它的信任，第三次被列入“年度全球失意大公司”的名单。

7月，Facebook认罚50亿美元，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一年前公司售卖用户数据丑闻达成和解。这也是FTC对技术公司开出的历史最大罚单。尽管Facebook在今年表示它已经关停了平台上数万个存在用户信息泄露风险的应用，以及同意接受在未来20年美国政府就其公司隐私政策和执行过程的监管，但要是恢复外界对它的信任，还需要很多的时间。12月花旗银行分析师一度警告投资者，Facebook或将因为美国政府的监管蒸发30%的市值。

笼罩在信任危机之下的Facebook，今年展开的创新业务也严重遇阻。它在6月宣布推出“全球数字货币”——Libra，声称要为无法开立银行账户的17亿人提供金融服务。而这一计划受到了各国央行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集体反对。

大家都已经看够了这家技术大公司在用户隐私保护问题上的糟糕表现，当然也不可能容许它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任何威胁。一位国会议员甚至为此草拟了一份《让大型科技公司远离金融法案》。三个月后，包括PalPal、Visa、万事达在内的多家重量级合作伙伴，因评估该业务或将在全球范围面临过高的监管门槛而在9月纷纷宣布退出，令Libra项目未经起航便遭遇重创。

改革维艰

回头来看看今年的服饰零售产业，也有多个品牌经历了大溃败。一份由瑞士信贷发布的报告称，今年前三季度美国零售业整体已关闭7600家门店，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约75%是销售服装或纺织品。

如果要在快时尚界选择一家年度最衰的品牌，恐怕非GAP莫属。为这家公司已经效力了15年之久的Art Peck，于上月宣布将从CEO任上离职。他自2015年担任CEO以来，GAP的股票市值总体折损已经超过50%。年初，该公司宣布全年关闭230家门店的计划，三季度末又对外下调了全年的利润预期。GAP曾寄托了很大期望的子品牌Old Navy，在今年的业绩表现也仅做到了与去年持平，更糟的是它已决定在2020年彻底退出中国市场，理由是要把业务重心放回北美。

2019年，以GAP为代表，整个快时尚产业似乎都在加速败落，各种坏消息不断。比如，Forever 21在9月宣布破产，全球一次性关闭350家门店；11月，维多利亚的秘密母公司L Brands确认，举办了23年的“维密秀”将从今年起被取消。快时尚模式已经演绎近20年的辉煌故事，难道已经彻底走到尽头了吗？

消费市场的不景气，也在直接倒逼汽车业在技术和商业模式上做出重大转型。通用汽车CEO玛丽·巴拉对这些压力心知肚明。她在2018年11月宣布了一个严肃的瘦身计划：裁员1.4万人，关闭7家工厂，其中5家在北美。省下的钱，将被投到自动驾驶和电动车等技术上，它们被认为是汽车业的未来。

然而这一计划在2019年遭遇了工会的打击（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批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这个北美最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了4.8万人40天的罢工，这两个数字是12年来之最，让通用汽车直接损失了20亿美元。最后，劳资双方达成了未来4年的新劳资协议，通用汽车承诺将在北美投资70亿美元，新增几千个岗位，并提高员工时薪和福利，以此换取工会同意关闭工厂的计划。手握与通用汽车的协议，UAW以此为模板，与福特和菲亚特克莱斯勒完成谈判。

工会一直是底特律汽车巨头的博弈对象，保障工人利益也是汽车公司应该做的。不过，如今的传统汽车公司已经到了不彻底转型不行的境地了，更不用提2019年，通用汽车传统的“利润奶牛”中国市场，又遭遇寒冬，这都增加了通用汽车的负担。如果大船的载重继续增加，能否及时调转船头，就未可知了。

“保护主义”的恐怖气氛

2019年，执行全球化战略的大公司们普遍遇到的倒霉事，都与“贸易摩擦”这四个字有关。伴随着各种虚实不明的贸易制裁政策的出台，那些在全球化扩张中已经获得垄断地位的公司，相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容易进入到监管当局的视野。某种程度上，这不能不说是单一国家市场的“保护主义”在从中作祟。

今年，正当普通美国民众将社交分享的注意力，从Facebook和Instagram极大转移至短视频应用TikTok身上时，美国政府却宣布要对TikTok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这项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发起的调查，其实是涉及一桩“旧案”——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于2017年收购Musical.ly的交易。在美国如今红极一时的TikTok，正是由Musical.ly更名而来。鉴于TikTok是一款“中国公司开发的应用”，美国政府对其在用户数据保护上的操作提出担忧。

除了要在美国市场学习如何游说国会，TikTok在其他国家市场也在忙于救火。今年4月，它在印度市场因为涉及传播色情内容而一度被政府下架。作为整改方案，TikTok删除了600万条视频内容。

另一个深受贸易摩擦影响的中国企业——华为，其国内业务因民众自发的“爱国”情绪引导，营收上倒是获得不少正面助益，但与此同时，华为的海外业务则受损严重。所以从全球市场的角度，华为确实非常失意。

5月16日，华为及其64家子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列入“实体清单”，直接意味着包括Google、微软在内的一大批美国供应商被要求与华为立即停止业务往来。断供风波，成为华为受美制裁的转折点。公司创始人兼CEO任正非在今年6月表示，华为全球业务受贸易摩擦影响的损失达到300亿美元左右，占公司全年营收总预期的五分之一。

华为与美国政府的正面冲突，始于2018年12月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境内转机时被当地警方逮捕一事。此后，随着该案审理过程中不断有证据流出，汇丰银行被媒体曝光称，曾为美国制裁华为一案提供了重要举证。

2019年8月，汇丰银行宣布行政总裁范宁（John Flint）卸任，几天后，汇丰银行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也宣布离任。

尽管事后官方极力否认两位高管的辞职，与华为事件的不断升级有关，但他们毕竟是涉及中国市场业务的两位直接管理者。因此，汇丰的解释，对阻止外界展开联想，其实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