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疫情下开业，详解摩根大通证券的“中国生意经”

在疫情下，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并未减速。3月20日，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摩根大通证券”）等5家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举行“云开业”仪式。

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全能型金融服务集团，但由于中国的监管要求分业经营，因此摩根大通在华通过数个法律实体展开业务，除了由摩根大通51%控股的摩根大通证券和100%控股的摩根大通银行（法人银行），还包括上投摩根和摩根大通期货两家合资公司。其中，摩根大通证券目前已集齐四块牌照，包括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以及证券承销与保荐，足见摩根大通对开拓中国市场的雄心。

23日，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治文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当前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冲击，中国市场对外资机构投研能力的需求也不断上升。“尽管疫情造成全球衰退风险攀升，但目前全球银行业杠杆相对可控、资本充足率也相对稳健，重现2008年式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暂时不大。”

梁治文同时表示，摩根大通着眼于在中国的长期发展，而非短期利益。“当前中国金融科技飞速发展，中国企业对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外资不断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未来，摩根大通也希望参与到中国不断发展的衍生品市场中来。

差异化竞争，发挥协同效应

早前，市场的关注点在于外资机构入华后或将遭遇激烈的同业竞争，以及“本土偏好”的挑战，但事实上，当前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外资的专业补充。

就四大牌照之一的证券投资咨询方面而言，此次疫情的全球冲击就已凸显了外资投研互补性的价值。摩根大通在医疗健康的研究和投行方面位居全球第一，“在中国的新证券公司正式开业后，我们将进一步拓展研究团队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覆盖的深度和广度，”梁治文称，希望帮助全球投资者更透彻地了解这些蓬勃发展的本地投资机会，更好地投资于中国市场。

就证券承销与保荐来看，摩根大通已连续11年蝉联全球投行之首，是债券和股票领域首屈一指的承销商，同时也在跨境并购、全球市场研究、分析和交易执行等领域领先。

然而，进入中国市场后，本地客户关系网较弱、难以适应本土券商激烈的价格竞争或对外资券商构成挑战，同时外资券商也不具备物理网点的优势。

不过，梁治文认为，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愈发强烈，外资券商有机会成为一站式金融服务提供者。“去年，摩根大通是‘沪伦通’计划下首单GDR（全球存托凭证）即华泰证券GDR发行的牵头主承销商。未来我们希望继续加强对国内证券市场的参与，为中国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并购咨询﹑融资﹑公司战略与上市等多个环节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这两块牌照则属于交易类牌照，也是外资券商的优势所在。但当前的问题在于，国内券商几乎“垄断”了个人投资者的经纪业务，且与买方机构的关系网络更为牢固。

梁治文认为，摩根大通证券未来经纪业务将以机构和企业为主，同时也会灵活利用好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在摩根大通集团首席执行官戴蒙（Jamie Dimon）看来，“固若金汤的堡垒式资产负债表”是一个战略要务，尤其是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因此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戴蒙都要求摩根大通能保持足够的资本、流动性、储备和整体实力，并适时进行投资或并购，继续扩大业务。

“例如在此次市场波动中，摩根大通作为主要做市商，事实上扮演了流动性提供方的角色。同时，部分长期投资的资管机构需要对冲风险时，券商则可为其设计VIX（波动率）之类的衍生品，部分转移风险。”梁治文称。

未来，为中国市场提供创新产品也将是外资的发力点。当然，这取决于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开放的节奏。目前，LPR（贷款报价利率）的IRS（利率互换）、期权业务已经启动，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已被批准参与国债期货市场。

梁治文表示，希望能够有机会把摩根大通在量化研究、算法研究、衍生品交易技术等方面的全球优势引入中国，为中国以及海外投资者布局中国日益成熟的资本市场提供更有效的渠道和流动性。

此外，在全球市场，摩根大通以全能型银行（Universal Banking）的形式运作，协同效应则是关键。麦肯锡此前的研究曾提及，摩根大通拉动企业和投资银行（CIB）、商业银行、消费者和社区银行，以及资产管理/私人银行四大条线的协同效应。通过条线间的交叉销售、客户推荐等协同业务为摩根大通在2013年创造了价值180亿美元的协同效应，包括150亿美元的收入增长，以及30亿美元的成本节约。如何将这种协同能力在中国落地？

梁治文称，“我们的目标是‘完整’（complete）而非‘齐全’（comprehensive），对客户而言必须的产品和服务需要完整落地。例如，在具备本地法人银行、控股证券公司以及合资资产管理和期货公司的情况下，摩根大通离岸的私人银行可以提供例如家族办公室、投融资等一系列业务。”

但外资机构在中国运营的法律主体的碎片化也是一个问题。例如摩根大通在华的银行、证券、资管、期货分开运行。梁治文表示，希望监管层可以允许外资机构用一个更为集团化的方式进行运营，实现高效的运营方式。

助力中国进一步金融开放

中国正加速金融开放，而外资机构在其中可扮演推动作用。梁治文认为，一方面，外资对于金融衍生品等更具实战经验，另一方面，外资中介机构能起到推介的作用，将更多海外资金引入中国市场。

当前，A股市场的外资比例仅2%，债券市场为2.9%，外资银行的总资产比例则只占1.6%。值得一提的是，外资持有的中国人民币债券已经从2014年的1080亿美元增长两倍，达到2019年底的3250亿美元。机构预计，目前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及摩根大通相关债券指数，将会给中国在今年带来每个月平均80亿美元的被动投资和资金流入，约占每个月债券投资总流入的83%。今年海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资金流入预计将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长67%。

梁治文称，海外投资者非常希望参与中国境内的国债期货，但目前仅限境内证券机构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此前，由于衍生品合约的限制，外资还无法有效进入中国利率衍生品市场，但近期境外机构已被允许可自主选择签署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中国证券期货市场（SAC）或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衍生品主协议，ISDA协议是外资通用的协议。

他建议，中国未来可以引入终止净额结算制度（Close-out Netting），这一制度在国际市场衍生品交易中至关重要。当一方出现违约甚至破产的极端情况时，非违约方通过终止净额结算制度，一方面可以提前轧差，释放授信额度，从而增加市场交易量和流动性，提升资本运用效率；另一方面可以迅速固化其风险敞口，避免风险的扩大及风险在市场的传递和转移，降低市场整体面临的风险暴露水平。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底，借助终止净额结算制度，全球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的信用风险敞口降低了75%。终止净额结算在雷曼破产后的相关交易对手方清算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中国没有关于终止净额结算的明确立法，这一机制通常按抵销（set-off）的原则来解释和适用，而受限于我国目前的《企业破产法》，其可执行性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