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疫情叠加逆全球化，中国供应链如何再配置

一、梳理全球化的底层运行逻辑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掀起逆全球化浪潮。而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各国迫不得已暂时闭关锁国，民众生产生活处于停滞状态，疫情进一步加速了逆全球化。一些医学专家估计，新冠病毒难以彻底扑灭，还有可能反复或在局部长期化。全球化的未来，短期内要看疫情防控发展态势，但长期取决于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应对。疫情下大国关系可能进一步重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将会重构，供应链配置也将进行结构性调整。全球化何去何从？

1.全球化会结束吗？

回顾历史，广义的全球化至少出现过6次。

第一次：公元前1500年，以埃及帝国为主导的贸易分工体系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形成。随着埃及帝国的衰落，第一次全球化结束。

第二次：在罗马帝国主导下，贸易分工体系在地中海地区建立。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欧洲倒退回封建庄园经济，第二次全球化结束。

第三次：13世纪毛纺织业在弗兰德地区兴起，贸易分工体系将西欧、地中海、中东地区链接在一起。蒙古帝国入侵带来黑死病，第三次全球化结束。

第四次：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欧亚非与新大陆由贸易连接在一起，直到17世纪欧洲30年战争和小冰河期，终结了第四次全球化。

第五次：18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与工业革命，为资本蓬勃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和科技基础，大英帝国在一个多世纪中成为“日不落帝国”，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将第五次全球化带入闭幕。

第六次：也就是当下的全球化，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头号强国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入世后曾得到很大发展。

纵观历史上的六次全球化，呈现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发展特点，以新代旧，周而复始，任何一次因外力而受挫的全球化，最终都会再找机会回潮。人类文明发展提升的主线上，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暂时的洗牌重整。当前以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不可能以各国封关锁国而结束，其实只是要削弱拥有竞争实力可能发起挑战的经济体、打击异己并在经济上从别国薅更多的羊毛，调整到更有利于头号强国美国的状态上。

毋庸置疑，全球化能给参与国带来好处，逆全球化会削弱这种好处，所以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总盘子来说不是好事。但是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如果以“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方式求得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那么总盘子虽然变小但可能会获得比既往更多的利益，逆全球化行为就成为一种选择。

2.全球化的主流因素。

事物的发展趋势往往不是由某一个因素决定，而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如同各种外力的矢量和。外力有方向，作用有大小。从当前全球化特征来看，有三个主流因素决定全球化发展：

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将供应链联结到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自由流动从根本上符合产业模式高度分工格局中的各方利益，使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互相融合、共同发展。

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不同文化习俗、不同意识形态不断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价值体系显示了其极为重要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成为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尺，有学者将其上升为“文明冲突论”，但近几百年来的大趋势，是“普适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

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由“头羊”带头制定游戏规则，并建立各个领域的协调监管机制以确保游戏规则贯彻于有序运行。共同规则的制定有利于头羊国家，与头羊国家信奉同一价值体系的国家一般也随之受益。

从原理上讲，统治的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构成统治的合法性。能够主导全球化的国家不仅需要经济、技术、军事、秩序等硬实力，更需要向全世界输出一套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合作秩序。18世纪英法争霸，是英国民主制度与法国皇权专制的竞争，资本选择了民主制度，最终以法国失败告终。随着一战二战爆发，资本与人才逐步离开战火纷飞的欧洲，涌向美国，奔向更具有盈利性、更安全稳定的资本乐土，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第六次全球化。价值体系与规则体系的差异，会削弱合作但不会中断合作，资本逐利也必逐安全，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与英国主导的第五次全球化所不同的是，全球化形式已悄悄发生变化。世界正在颠覆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形态，以全供应链全球分工合作替代既往的相同供应链（或同一产品）的不同产地竞争，由竞争导向更多地转变为合作导向。如果割裂供应链，那么追加的成本会使盈利变得极为艰难。供应链的上下游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呈现马太效应，越聚集的地方越会吸引更长的上下游链条成为集聚。

制约国际资本投资的供应链条配置现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共同信仰（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宜商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资本金主投资决策权衡取舍的关键，国际资本选择的过程艰难而复杂。相同价值体系与规则体系的投资地，会使投资更安全可期，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当前有关供应链再配置问题的讨论，如果只谈经济体系的全球化，避而不谈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规则体系的全球化，则有可能误导我们贻误战机；如果一味强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去中国化”，无视我们当前供应链布局所具有的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则不利于我们找准症结，扬长补短，留住并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

所以，我们要透过现象，认明和厘清全球化的底层运行逻辑，积极精准应对。

3.美国为什么要在全球供应链上“去中国化”？

疫情下，世界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剧烈变化。有关全球化的未来，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资本对头羊（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以及规则体系的认同和接受。目前看，美国在本次疫情下的头羊地位既未伤筋也未动骨，继续在剪全世界的羊毛，纾困本土。

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非头羊国家，大势上只能积极融入。所谓积极融入是一种主观态度，但客观上是否被接纳是另一个问题。中国能否融入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即便中国拥有任何国际资本都不忍舍弃的巨量消费市场和有识投资家认可的投资市场潜力，但依然受制于美国，中国的全球化之路，无法绕过美国。

美国以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为名寻找盟友共同抵制中国，以规则体系的全球化为抓手挑衅中国，但却对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力量有所低估。本次全球化已经不再是同类产品的各国竞争，各国都被供应链的上下游环节或者产品的前后工序链接在一个大经济体系里，只有主要大国才有条件在国内建立完整的供应链，而解构建构决非一日之功。中国企业融入制造业全球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均使美国“去中国化”之路注定艰辛与无奈，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便如此，也必然会有一些国际资本终将离开中国。

二、中国国内供应链配置布局问题

全球化的本质在于供应链和供给能力体系的上下游分工协作，各国凭借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某一或某些环节，只有少数国家具备完整的供应链条。当前疫情叠加逆全球化，全球供应链正处于再配置阶段，对于中国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

1.中国当前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供应链中。

在全球化下，主导供应链的龙头企业，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品牌；非龙头企业则按照龙头企业的要求加入分工，负责零部件生产或最终产品的组装。这种国际分工模式，降低了既往各国参与国际贸易与分工在生产能力上的高门槛限制，为能够充当供应链某一（些）环节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捷径。

中国是过去30年全球供应链繁荣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融入原以国际资本为龙头的全球供应链。大批中国企业获得了品牌影响、技术升级、资本积累、产品革新以及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成功打入国际市场，一步一个脚印地创造出中国出口业绩，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

从数据上看，中国加入WTO当年（2001年）进出口顺差额是1865亿元人民币，2019年进出口顺差额已经是29180亿元人民币，加入WTO19年间累计进出口顺差额是314151亿元人民币，出口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作为世界市场，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国际资本“难以割舍”；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拥有充足的成熟产业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这些都是吸引国际资本的优势所在。近日，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受访企业 2020 年仍会考虑增加在华投资。

当前，中国早已超越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取胜的阶段。据统计，2019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更长和附加值更高的环节上的贸易比重已提高到接近60%，凭借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正在悄悄地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高端供应链上游挺进，在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集成电路、电力、光伏、通讯等领域均有不俗表现。

2.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分工。

中国企业自加入WTO以后，积极融入制造业全球供应链体系，既拥有劳动密集型低端供应链（下称“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也参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高端供应链（下称“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与组装（下游参与）。

——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中国企业以供应链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的身份参与了服装鞋帽、玩具和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中国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这些企业每年出口到美国沃尔玛的低价值产品大约500亿美元，占比中国出口美国的10%。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由于其技术含量低、资本门槛低、劳动密集、供应链条短等特点，替代性极强。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伴随着高考扩招20年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国培养出大批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产品的研发和设计能力不断提升，已经从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升级到中游参与，从最初单纯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最终产品逐渐扩展到为国外上游企业提供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中间产品。中国6500亿美元高科技出口中的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加工组装，最终以外国品牌在海外市场销售的。美国处在高端供应链的上游，对本土向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业给予各种资金和政策的扶持，对华限制上游核心技术出口，以“卡脖子”的方式遏制中国从高端供应链的中游向上游的升级。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中国以供应链合作企业的身份参与核心元器件来自国外的高科技产品组装。比如苹果系列产品的iPhone 和 iPad 屏幕玻璃来自肯塔基州，iPhone X 的面容 ID 模块来自德克萨斯州，苹果设备的各种芯片也来自美国本土。苹果只是将不太重要的元器件放到中国生产并最终完成组装。出于技术门槛对产业工人的受教育要求和供应链条聚集带来的成本优势，该部分供应链短期内要想在全球重新配置，难度较大。

不容乐观的是，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所处的位置来看，中国在劳动密集、资本低、技术低、链条短的低端供应链中占据更多的主导权；而在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链条长的高端供应链中尚处于中游、下游位置，缺乏主导权，甚至被卡脖子打压。向高端供应链上游挺进，应该成为我国未来产业布局的发力点。在疫情叠加逆全球化的全球供应链再配置紧迫形势下，我们必然要经历全球供应链的结构性调整，有转出有转入。

3.供应链全球再配置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要解构有中国参与的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建构价值体系的全球化，输出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瓦解中国的“举全国之力”体制，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潜在挑战，继续让美国稳稳地保持住全球化头羊的位置。当前比较活跃的国际资本大多来自欧美日，如果欧美日三方从战略上联手全球供应链再配置，将会对制造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举措会给市场传递不良信号，影响国际资本的投资或搬迁战略，这将对我国未来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产生如下负面影响。

——低端供应链的全产业链。当前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沃尔玛来自中国的许多商品位列征税产品清单中，关税几乎可把中国成本优势完全抵消掉。如果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包含大量的外国零部件，这些从外国运到中国的零部件，也要面临25%的关税。这部分产能由于技术与资本门槛低、供应链条短，迁到更具成本优势的东南亚是大概率事件。资本逐利，国际资本必然会流向成本洼地，美国的关税只是加速了低端供给能力出中国的步伐。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生产（中游参与）。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胁迫欧洲盟友放弃华为的5G移动网络发展计划。2017年，特朗普将美国公司税率从35%下调到20%，以英特尔、惠普、IBM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开始陆续回流美国本土，此外，其他大型跨国公司如韩国的三星、LG，中国的海尔、富士康等，也先后决定在美投资建厂。高端供应链上游能够自发地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力部队，所以说技术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是国际资本的风向标，而我们没有布局高端供应链的主导权。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完全靠市场自发调节，以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能力引导国际高端供应链布局。我们的优势在于国家出手，“举全国之力”投资高端供应链，辅以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并加大高端供应链产品应用，以拉动国际资本在中国配置跟进投资，而这恰恰正是我们被欧美所诟病的。但在安全的情况下，资本逐利的天性不是哪个国家能左右的。

——高端供应链的元器件组装（下游参与）。成本优势是发达国家把组装环节放在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高盛的研究报告显示，苹果智能手机全球供应链中中国的生产成本占 25%~35%，其中 15%左右为零部件加工和最终组装所投入的劳动力成本。如将在中国的iPhone生产与组装全部移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提高37%（可见中国本土与美国2017年降低税率后情况相比，依然有成本优势），即使苹果花费几年时间用机器替代人工，iPhone终端的售价也将上涨15%。虽然我们依然有这种成本优势，但是近日苹果公司已将中国加工企业10%~15%的产能转移到东盟。高端供应链的下游参与环节，受迁入国现有供应链布局和成熟技术工人数量所限，会被逐步分流。如果中国没有相应举措逆转这种趋势，这部分供应链会随着此次逆全球化浪潮，逐步搬离中国。

除此之外，疫情会促使各国重新思考有关公共危机应急保障的完整供应链本土配置问题。后续各国可能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强制措施使公共危机应急保障产业回流本土。至于是全部搬回还是只搬回保障本土消费对应的那部分产能，看各国补贴后的成本比较，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三、中国吸引国际资本投资要务实并切中要害

没有不掺杂经济因素的政治，也没有不掺杂政治因素的经济，国际资本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都会综合考虑，既会考虑收益也会兼顾合作安全顺畅，即资本逐利也逐安全。如前所述，供应链条配置现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共同信仰（价值体系的全球化）以及宜商配套因素（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投资需要权衡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在供应链条、去政治化和宜商环境上下足功夫，不但尽最大可能集聚、延长供应链条，还要力求从供应链的中下游升级到上游。

1.以供应链条集聚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资。

本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复工不能复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上下游链条不能同时“转起来”。如果上游产品过不来，就无法开工生产；如果下游不畅通，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没人接，世界实体经济皆因此受阻。在平常时期，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运转能够做到有条不紊，但在非常时期，空间的阻隔完全可以切断供应链的上下游链条，这种现象亟待我们深入思考供应链条的再配置布局问题。

既往供应链条布局缺乏系统全局眼光，碎片化的分布导致运输距离长、时间久，运输不便利还会加高仓储成本，不仅导致链条上下游运行不顺畅，而且供应链条的松散、脆弱还可能导致链条发生断裂的风险。以供应链条集聚的方式增加链条粘性，将是未来我们进行供应链配置布局需要着重思考的关键。

众所周知，资本与全球供应链布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越在上游聚集的供应链条越能吸引资本投入，而资本投入越多则供应链条越聚集、越能占据上游链条。为此，当前中国境内已经具备产业集群优势的产业园区将成为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的有利因素，未来有产业导向的园区投资建设还可能掀起一股热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就强调，高新产业园区建设已成为转型经济体的一项重要投资政策工具，未来可能成为国际资本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国家可以税收、补贴等政策利好方式积极引导高新产业园区建设，为集聚、延长高端供应链做好基础性服务工作：

产业园区选址要兼顾交通枢纽、拥有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充足的成熟产业工人和工程师、宜商宜居等要素。“良禽择木而栖”，“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产业园区建设要有主题，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中心，其他相关零部件企业配套跟进，形成产业集聚和生产的规模效应，尽最大可能扩展供应链条。经济体系的全球化永远都是国际资本考量的首要因素，帮助国际资本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应该成为东道国招商引资的服务核心。

产业园区运营要去政治因素，尊重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对于国际资本而言，无论赚多少钱，如果没有安全都等于零，要给国际资本吃定心丸。

产业园区管理要与国际接轨，要保障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维护并遵守规则体系的全球化。既往我们一直在关注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致力于供应链条的布局，往往对规则体系的全球化以及价值体系的全球化重视不够。当前一些高端供应链环节上的外资，虽然会因搬离中国而带来一些经济损失，却毅然决然地坚持搬离，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地方。

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Kearney估计，中美贸易摩擦导致2018年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下降900亿美元，其中310亿美元分流到其他成本更低的亚洲国家。由此数据我们可看到现实既残酷又严峻。供应链再配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中国今天的供应链布局是几十年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结果。趁着东南亚那些低成本小国家基础设施尚未建成、供应链上下游配套亟待补充、产业工人缺乏技术训练的契机，我们要尽快抓紧建设能够承载供应链集聚的高新产业园区，尽最大可能留住现有的供应链外商并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一旦形成供应链集聚，该地域的成本优势会更明显，将进一步集聚更长的供应链条和更强供给能力。

2.高端供应链的保中游追上游战略。

美国对中兴、华为等高科技公司的制裁从表象上看是遏制中国发展数字技术，但其本质是想占据高端供应链上游以主导国际资本投资，这其实是决定全球供应链再配置的最核心要素，没有之一。

研发突破技术瓶颈。当前嵌入全球高端供应链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靠拼价格的方式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处于生产制造低附加值环节，属于供应链的中游位置。这些企业需要加强对供应链上游核心技术的研发突破，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实现自主可控的产业发展格局。对于短期内无法攻克的技术难关需要另辟蹊径，利用国家建立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按图索骥查询该类技术研发和实际掌控的源头信息，有的放矢地与技术实际掌控方开展合作，努力从供应链的中游升级到上游。

走出去积极融入。中国企业要放眼世界，实施“走出去”战略，密切追踪供应链龙头的重组趋势和战略走向，采取跟随战略主动强化与其配套和外包关系，审时度势把一部分产能转移过去，特别是对高端供应链中上游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企业进行追加投资，以重资合作的方式积极投入研发创新，在确保高端供应链中游链条地位的同时，以资本为纽带强化和巩固全球供应链的上下游关系，力争在技术上逐步赶超世界一流。

中日韩自贸区。尽快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是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的有效办法。在中日韩供应链分工中，目前依然是日韩占据核心技术产品研发与设计的供应链上游位置，中国则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加工制造装配的供应链中下游位置。如果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落地，将有效缓解以美国发起的“去中国化”供应链全球再配置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落地区域必将形成对国际资本的强劲吸引，中国在高端供应链的中下游链条位置也将得到巩固，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技术升级的机会，不断向供应链的上游挺进。

新基建东风。2020年3月、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提出加快新基建进度，该举措刚好补齐我国因为技术不足而无法由市场自发引导高端供应链配置布局的劣势。新基建为高端供应链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市场，不但可以助力我国从高端产业链的中游攀升到上游，还可以进一步引导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延长高端供应链的链条配置布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占GDP比重达到34.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在拉动就业方面，2020年将创造约54万个岗位，2025年将创造约350万个岗位，2030年将带动超过800万人就业。新基建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实事求是地说，从高端供应链的中下游升级到上游是一项艰苦卓绝的系统工程，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借助新基建的国家导向，投入重金积极打造、升级我国的数字产业，不能用短视的“经济账”去衡量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今天的卧薪尝胆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当我们占据高端供应链的上游位置，我们才算成为高端供应链的龙头，才能主导高端供应链的全球配置，吸引国际资本跟进投资，并且才能切实解决“六保”的首要任务——保就业。

四、小结

疫情下，我国政界、商界、学界对逆全球化和供应链再配置等相关问题的观点主要分为两派：乐观观点认为疫情后将有更多的供应链聚集中国，悲观观点认为供应链将陆续搬离中国。我们认为无论有否疫情，产业升级必然带来供应链的结构性调整，疫情会促使人们加快调整速度但不会颠覆调整趋势。中国要综合分析、认真研判并积极应对，努力做到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不宜盲目乐观更不宜妄自菲薄，紧抓机遇并迎接挑战，坚持改革开放，以更宜商的环境建设与和平发展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情拥抱国际资本。

（贾康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欧纯智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