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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外的少数民族,如何融入“华夏”超级共同体?

第一财经 2020-09-19 10:56:54

作者:维舟    责编:李刚

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核心的“华夏”与边缘的“少数民族”这一族群构造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如何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凝聚成为超级共同体。

按人口计算,以“华夏”为核心的中国自从两千多年前秦汉一统天下起,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共同体。虽然每个中国人都身在其中,但也正因为它太大、太复杂,历史也太悠久,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人是怎么来的”反而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使命。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路径:从“边缘”的视角切入,通过边缘的形成及其与“中心”的互动,来理解“中国”的形成和复杂意涵,以及如何在反思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民认同和共同体意识。

自1997年问世以来,这本书早已成为名著,也是王明珂“华夏边缘”系列的第一部著作。在此之后,他又陆续写成《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三部著作,都着眼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或“天下”的框架下,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核心的“华夏”与边缘的“少数民族”这一族群构造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如何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凝聚成为超级共同体。在他看来,那些“华夏边缘”的少数民族,正是最好的一把钥匙,也是反思历史的最佳立足点。在这方面,可以说边疆研究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新边疆”——因为在这样的边缘领域,以往常常苦于文献材料匮乏,结果反而激发了跨学科的前沿研究。

我已经是三度重读此书,每次都常读常新,激发出不同的感受。最初吸引我的是书中体现出的多学科(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族群政治理论、集体记忆理论、考古学等等)综合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开阔的历史视野,并结合田野调查,给后续讨论这一问题搭建了一个很好的框架。更进一步,则让我意识到它真正的价值还不在提供了一种解释、一个答案,倒不如说是一种方法,由此我们可以举一反三,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历史现象和族群政治的现实。直到这一次重读,在已经熟悉其论述和理论的基础上,我才更多地把它置于学术脉络之中,既看到它极具启发性的面向,也意识到它解释力不足的地方,而我们还可以如何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按传统的说法,王明珂是典型的“以论带史”:他并不是罗列、叙述历史,然后从中总结出观点,形成理论,而是相反,先有一套解释历史的理论框架,然后再进入历史,以理论工具来遴选、推敲、解析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动力机制。虽然他本人是历史学家,但学问却并不是从历史的故纸堆里而来,相反,他采取的可说是一种“降维打击”的方式,从理论高度出发,将历史作为一堆待处理的材料,很多问题遂能迎刃而解。

王明珂在一开头就为全书定下了基调:人类学研究异文化其实常常是为了反思现实社会和自我,换言之,“边缘”可以作为理解“中心”的一种方法。不仅如此,由于“历史真相”很可能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获知,因而他强调,民族研究的重心已经由识别、描述“他们是谁”转移为诠释、理解“他们为何要宣称自己是谁”。

我们以往在教科书上,多强调“民族”的客观属性,侧重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但现代族群理论已经发现太多例外,像羌族就没有一个彼此能沟通的“羌语”,彝族内部的不同分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认为彼此是同族,没有“共同民族文化特点”,而这些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也不见得稳定,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才算得上是一个“民族”?例如布依族和壮族非常接近,但却算作两个民族;越南的侬人、岱人算两个民族,但其在国内的支系都定为壮族。最棘手的是它不能解释族群的变动:例如国内的满族早已和汉人混居,无人会说满语,其经济生活、文化心理和汉人也大体上不分彼此,那到底依据什么把他们定为满族?

正因此,王明珂强调,族群并不只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倒不如说是一套相当主观的集体文化意识。在族群的划分上有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根基论者”这一派强调族群认同来自某些根基性的情感联系,更多是某种“生来就有的成员资格”;另一派“工具论者”则强调的是族群认同的多重性和随情势变化的特质。在对比回顾的基础上,王明珂认为,这两派都有难以解释的地方,他借助于集体记忆理论,弥合了两派的分歧,因为社会组织的集体记忆通常都有双重面向:它既是与其他族群争夺资源、合法性的工具,同时又以根基性的形式存在(如“炎黄子孙”)。不仅如此,“记忆”通常都包含着主观和动态,它不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客观记录,而是有选择的,是为了顺应当下的时势。

这是王明珂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点,他正是由此出发来讨论历史事实的。虽然他发问“我们赖以重建过去的文献与文物(artifacts),其中所承载的是‘史实’还是‘记忆’”,但毫无疑问,其实他认为我们的“历史记载”都是“记忆”。在此,他注重的不是像以往的实证主义史学那样去辨别历史记载的“真伪”,而是试图去挖掘人们留下这些历史记载的动机:“因为它们是一种社会记忆,所以我们希望从中得到的信息是,当时人为何要选择这些记忆?为何要保存这些记忆?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中,这些记忆对他们有意义?”

既然如此,真伪就不再重要,因为就算是虚假、错误的史事(例如伪造的家谱)也可能隐藏着理解历史的重要线索,并且恰恰证明它们对当事人有着重要意义。这大大拓展了历史的视野,加深了我们对史料的理解,但也否认了历史记载的客观性,因为这就像《罗生门》的故事一样,每个人都会编织对自己有利的记忆,而没有一个版本是唯一的真相。当然,这种“记忆”的重组和改写,既有可能是有意的,也有可能是无意的,只是因为不适合集体心态的记忆,可能根本不会遗留下来。照此推论,就意味着“记忆”是族群凝聚的唯一要素,而且它其实也是争夺资源的“工具”。

由此入手,王明珂在回顾历史时强调:“华夏”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中国人自称,就是在与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争夺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凝聚自身而出现的共同体符号。从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草原、西辽河地区这三个关键性地带游牧社会的形成中,可以看到共同的历史进程:随着夏商时期气候的干旱和资源的不稳定性日益突出,原本农牧兼营的人群中逐渐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彻底转向游牧生活,社会结构也变得更为分散化、扁平化,以适应不同的生态条件。当北方人群南下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时,华夏族群就更强有力地保护农业资源;但华夏越是互保以垄断长城以南的资源,辽西和燕山的人群就越是转营畜牧业并全面武装化、移动化,向南方侵夺。

华夏一旦形成一个新的人类生态体系,许多历史就被重构为社会记忆,以适应新现实。特别是,华夏认同需要一些“敌对的他者”来强化其边缘,其结果是,原本曾与华夏关系密切的羌人等部落,现在被看作是“蛮夷”。与此同时,边缘人群为了跻身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也出现了大量历史记忆的窜改,例如“太伯奔吴”的故事,显然是原本被中原视为蛮夷的吴人旨在攀附华夏中心的举止,一如“为野孩子找家谱”。这样就出现了“族称的漂移”这一现象,也就是华夏的核心在不断向外扩散、同化的过程中,边缘不断向外推移,当原有的边缘跻身中心后,仍被视为“羌人”的族群,看上去就像不断往西漂移。

于是,随着中心的确立,“汉人”这个超级共同体诞生了,它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往外扩散,是因为到东汉时代,华夏作为农业定居民族,受限于生态条件,已经扩张到人类生态地理上的极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心”其实仍是由“边缘”界定的,正是那些边缘标示出中心扩散到了哪里,又是以什么方式影响着边缘,而边缘也并非完全被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它是在动态地选择接受并调适自己的角色位置。

不难看出,这个相当具有解释力的框架是围绕着“资源争夺”展开的,也就是说,族群边界的设定和改变,在根本上说是因为资源竞争关系的存在。但这或许可以用在解释北方边境,却较难用在解释南方少数民族的形成。不仅如此,王明珂侧重的是长城两侧华夏与非华夏的资源竞争关系,但如果是这样,羌族、匈奴、东胡这些族群的形成又如何解释?华夏内部也存在资源竞争,为何却没有形成不同族群?

更进一步说,“资源”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起的概念,这意味着将土地、森林、草原等原本公有的生存物资私有化,才能转化为潜在的资源。历史记载和人类学研究均可证明,这种明确的产权意识,最早见于农业族群,而在游牧渔猎民族中甚至直到近代初期都是相当淡漠的,换言之,这些非华夏族群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资源争夺”意识。王明珂没有考虑到考古学家罗泰的解释:先秦时华夏与周边民族的分化,更可能是双方在社会文化的长期发展中逐渐拉开了差距,而不必然是直接的竞争冲突所致。

《华夏边缘》一书中极具启发的关键点之一,就是王明珂强调集体记忆的重要性,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史料的真实性。在此,他的态度接近于一个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着眼的不是寻求“历史真实”,而是解释“为何人们需要这些历史记忆”。但这也可能将历史阐释宽泛化,因为如此一来,似乎就不存在“真实”了,确切地说,我们谁也不知道那究竟是真实,还是“历史记忆”。历史记载不一定是社会的“集体记忆”,有时它只为少数精英服务,又或是行政管理的官方档案。像“大禹出生于西羌”这样的传说,固然也许表明华夏边缘的族群“不愿被视为边远蛮夷”,但从效果来看,并未因此就使羌族避免了被视为边缘的命运。此外,如果社会记忆是为了争夺更好的资源,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族群保留着看起来对自己不利的“记忆”。

如果对比来看,美国的“边疆学派”是将“边疆”视为美国精神的体现,从中寻求美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王明珂的解释框架,更注重的是中国社会“中心与边缘”在资源竞争关系下的互动,以及双方如何不断调适在政治体中的角色位置,最终演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菅志翔在《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中也发现,保安族的所谓“四个特征”都是和其他人群共享的东西,仅靠这些不能清楚地确立保安族认同,因而认为“任何一种历史性的记叙都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选择的整理”,不过她更侧重强调族群形成过程中国家力量的参与,主张其身份意识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下才被激发出来的自我角色意识。这与王明珂的观点同中有异,更聚焦于近现代的国家进程,也没有将个案提炼为一套方法论来把握中国族群互动的历史。对王明珂来说,则可以说是“作为方法的边缘”,那不是社会学家的旨趣,最终毕竟还是落在历史学家的着眼点上,应该说,这是更适合中国历史的一套方法。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王明珂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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