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她复活了诗词，诗词拯救了她

古典诗最后的大家、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附着在叶嘉莹身上的光环有许多，却无法囊括她一生的成就。

10月16日，叶嘉莹为主人公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公映，影片对她所获得的成就淡然描摹，以温润沉静的日常展现了一个女性的百年孤独。一个伟大诗人与诗词、苦难交织的一生，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经历早年丧母、中年丧女的悲剧，在困顿的世俗生活中，她复活了诗词，诗词拯救了她。

山川、风月、碑林、石窟、木雕、铜镜，自然与器物交叠，空镜衔接如同诗词韵脚的转移，《掬水月在手》将一个古典的生命世界带到了当下。千百年来的诗人、词人在那样的时空氛围中生活、歌唱、吟咏、游逛。影片中的叶嘉莹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引渡人，电影透过她的人生历程与古代中国的回响交叠，将诗词的生命世界影像化呈现在观众面前。音乐家佐藤聪明以杜甫的《秋兴八首》为基底，以唐代雅乐与现代室内乐结合的方式为影片配乐。在影片当中，有叶嘉莹的身影，亦有杜甫、李商隐等伟大诗人的唱和，吟诵出中国几千年来的诗与苦难之间的淡淡哀愁和救赎。

《掬水月在手》的导演陈传兴是作家、摄影家、艺术评论学者，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2012年获颁法国艺术与文学勋位。他曾是《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系列电影的总监制，亦是郑愁予、周梦蝶两位诗人传记电影的总导演，创作了《如雾起时》、《化城再来人》。

七年前，《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系列电影集结公映席卷大陆，通过学者、导演讲座交流，一时间扩大影响力成为公共空间的热议话题。陈传兴拍摄的周梦蝶传记电影《化城再来人》影响尤为深远，将这位传奇诗人引入大陆读者的视野。影片公映后不久，周梦蝶去世，首部华语简体版周梦蝶诗集《鸟道》出版。

三年前，叶嘉莹亦是看了《化城再来人》之后，答应了摄制组的拍摄请求。她评价周梦蝶的诗：“交融着火的凄哀与雪的凄寒”。如果要说两位诗人之间有何共通之处，陈传兴觉得：“佛家说极苦灭道。叶先生和周公经历了苦难，又透过诗去得到一种救赎，一种升华和超越。”

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陈传兴认为，受苦是诗词的一体两面。“这种受苦、受难几乎是诗词世界诗词宇宙中很重要的重力场。它就像是诗词宇宙中的一个黑洞，把大大小小的诗词星球拉近，在拉近黑洞的过程中，宇宙星辰运转运动，会迸发出非常灿烂的光华。”

在96岁的叶嘉莹面前，68岁的陈传兴是后辈，前后二人经历了17次对谈，每次对谈，陈传兴如同做回了学生，唯恐犯了常识的错误。“一个这么重要的大学者，应该仰之弥高，比较难接近。但随着拍摄过程，她更像是身边长者，非常温婉，对后辈体恤。在回忆过往的时候，她好像小女孩一般，不时透露出少女的羞涩。”

陈传兴认为，关于诗词的学术论文、教学推广，以及古典诗词的创作，叶嘉莹都是两三千年来中国诗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在被男性所支配主导的诗词历史上，女性五根手指都数不满，叶先生是天翻地覆地改变，有点像女娲采石补天。在诗词渐行渐远的时代，她一个人撑起大柱子，支撑即将倾倒的大厦。”

第一财经：郑愁予、周梦蝶、叶嘉莹，你所拍摄的三部人物传记电影都是关于诗人，你是否对诗和诗人有特别的兴趣？

陈传兴：郑愁予先生的《如雾起时》是诗与历史，周梦蝶先生的《化城再来人》是诗与信仰，叶嘉莹先生的《掬水月在手》是诗与存在。诗是一个文学家用极少数，但是极精准的文字语言（创作），诗可以念，可以吟诵，可以唱。小说也可以念一两段，但基本上还是以书写为主，唯有诗是横跨了人的语言、声音和文字书写。

可以看到，在文学史上每次有大的变动，往往是诗第一个接触到这种变动的信息，然后做出非常极端的反应。国内来看，前卫文学运动也都从诗开始燃烧，出现北岛、顾城、海子。然后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伴随其他的小说、散文等等，所以我会特别聚焦诗与诗人。

第一财经：“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而诗歌拯救了叶嘉莹先生。她的一生是与诗词、苦难交织的一生。诗歌与苦难是否互为因果。

陈传兴：并非如此。受苦是诗词的一体两面。诗词是以语言来体现苦的一种现象，透过苦的现象去体会苦后面的真意，破除外在、表象、缘起缘落，“掬水月在手”的水月其实是幻影，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诗好像是作为渡过苦水的一种暂时的工具。但诗其实也不是工具，在这个过程当中，诗和诗人已经融为一体，诗人沉浸在苦水，洗涤了人间所有的尘土、迷藏、困惑，一一掏空。全世界伟大的诗人，里尔克、荷尔德林，所有伟大的诗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第一财经：对于普通大众而言，阅读诗词，重拾诗歌精神的意义是什么？

陈传兴：仰望诗的星空，会有升华和超越，带来一种希望和可能性。这已不单单是诗的美，不仅仅是一种美学上面的表现，而是更高层次的，对生命以及存在的一种提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积极地推动《他们在岛屿写作》，拍了诗的三部曲。

我希望大家看到，不必是学诗词或者是诗词爱好者，一般的市民大众都可以仰头看到整个诗词的灿烂星空。回到早期《乐府》、《诗经》的时代，诗词是山川土地上面的农民、市民的生命的寄托。

此时此刻疫情还未结束，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庚子年的灾难好像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这对全人类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掬水月在手》能够在今年实现公映，仿佛是冥冥之中有种使命感，我们希望抛下一颗骰子，抛在这个黑暗混沌的、眼睛都看不见了的黑雾里面，或许可以澄清一点点。

第一财经：不久前，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诗歌拉不动销售”的议论。诗词在中国曾经是主流的文学形式，而如今失落和衰弱，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传兴：在唐朝，去当官，基本上是透过诗，诗是那个时代主要的文学潮流，到了今天有点消退了。在世界各地，诗的销量虽然没有那么大，但在文学领域的创作里面，一直是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基本上是不下于跟小说一样的位置。在国内，诗变成了比较前卫的作家还在坚持的创作，在华文世界，诗在大众视野里面渐行渐远，我确实是有点在为此担心，担心这一种所谓的时代的危机。

第一财经：在你看来，造成这种时代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陈传兴：最近几十年来，国内基本上处于以国家民生重大建设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国民的心态，就会被整个经济大潮所带动。加上数码时代信息量急速膨胀，人的时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碎片化。但文学是需要一个人安静地坐下来阅读的，这几年其实不只是诗，包括真正的严肃的长篇小说，已经慢慢被言情小说、网络文学整个掩盖过去。

网络文学扩张成为影视产业甚至电玩行业的一种IP文化，这种渗透已经改变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个危机其实是内外交织的原因所造成的。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抛出这种危机的信号。

第一财经：拍电影讲究收支平衡或者盈利，拍文学传记片却几乎没有多少经济回报，耗费精力辗转各地去做采访和拍摄，支撑你们做这件事的动力是什么？

陈传兴：做电影是一个高度资本集中的，即使是这么小的量体，也需要投入不少的资金，我们尽力去收回成本，让资金能够持续地进入下一轮的创作。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有点像走钢索。假如我们能够以小博大，在这一片主流的商业电影市场机制下，能够辟出一条小小的充满荆棘的道路，后面的人看到前人走出一条小径之后，应该会有更多人踏进来，这样会有更多希望的种子，甚至带动影视产业用另外一种角度思考，而不是说用IP角度来思考，可以允许更多的年轻一代独立制片或有心想要走不一样路的创作者。

很多的纪录片其实是一种走向未来、走向更完整的电影创作的预备道路。所以如果在纪录片获得了成功，对创作者而言是更大的鼓励。同时也是会稍微改变一下市场机制，至少眼光稍微瞄过来一点，这样多少也可以说激励市场，带动这一类小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