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转变”时代，关于人口的很多思维都要做出改变

面对人口将会出现负增长的趋势，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后人口转变》作者任远认为，这是重要的变动，但没必要将其作为危机和悲情来渲染，不能把人口政策作为应对国家发展的“唯一政策工具”，也不能作为“最核心的政策工具”。要看到，1980年代以来是改革开放，而非人口控制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希望通过人口政策来推动国家未来发展也不是根本性的出路”。任远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新技术革命正在发生，未来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肯定会远高于2.6%。所以对于人口老龄化不用过度恐慌和夸大。

要创造对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第一财经：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很多人都积极备孕。但这次“三孩”政策公布，网络上生和不生的讨论非常激烈。两次生育政策调整后网友心态不一样，折射出了什么问题？

任远：房价太贵、养孩子成本太高了，大多数人生不起三孩。我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对生育的公共管理要从传统的行政管控中解脱出来，转为重视家庭政策，更加关注家庭本身的生活福利和生活支持，包括加强对家庭生育的服务和支持、婴幼儿照护，协调工作-家庭关系，促进男女平等发展，等等。

第一财经：你十年来一直公开提出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来后，学术界类似声音也很多。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是要防止富裕阶层生很多小孩，造成新的不公平。对此你怎么看？

任远：中国有计划地控制生育的想法是1950年代后期提出的，后来逐渐强化和行政化。在当时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是人口与发展矛盾非常尖锐时的紧急处理办法。现在已经没有这样严峻的人口压力了，应该放弃用行政计划来控制人口生育数量的政策。其实，人的生育行为是理性而合理的，会根据自己家庭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来决定。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也是多样性的，你不能嘲笑一些人是丁克，认为他们不对，应该要生小孩，但人家觉得自己过得很好；有些人生育了三四个孩子，也不能说生得太多了，要少生点，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生育是最好的。

当前，我国的人口和发展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有了全面放开生育的条件，让生育回归常态，老百姓自己决定，国家提供服务和支持就行了。将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创造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生育不再是压力，生育率自然就提高了。

教育与生育友好型社会

第一财经：这几年社会上教育焦虑的情绪非常明显，很多人都觉得“鸡娃”太累了，决定不生或者只生一个孩子。过度“鸡血”的教育环境，是否也会导致生育率下降？

任远：“鸡娃”是对子女质量的重视，子女的质量替代子女的数量，带来生育率下降。“鸡娃”反映了教育压力很大，竞争很激烈。但我觉得不应该反对，一定程度上也是积极的社会现象，毕竟“鸡血”出来的很多孩子也非常优秀。现在很多人批评家长“鸡娃”，我觉得是打了错板子。补课过程中，家长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承担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这些家长的贡献和投入我们应该是尊敬的，如果对“鸡娃”一味否定，不利于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

对社会而言，“鸡娃”也反映出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教育公共投入不足，家庭教育成本太高了，形成“内卷”，影响到家庭生活幸福，人们自然更不敢再生育了。如果社会上有更多更好的学校可以选择，教育的压力和竞争自然就降下来了。

第一财经：最近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监管中小学生（含幼儿园）的校外教育培训，是否就与国家鼓励生三孩、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有关？

任远：不知道是否有关系，不过对教育与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系要有正确认识。

从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角度来看，应该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使教育更加公平，才能降低社会的教育焦虑。

第一财经：很多女性还担心在就业上会受到更多歧视，也不想生三孩。这个问题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

任远：女性就业保护应作为生育政策的配套政策加以重视。国家在法律上虽然要求性别平等，但企业考虑自己的用工成本，招聘时虽然不明说，心里就在想只招男生。所以“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要把女性就业保护和女性社会权益的问题真正落实，生育政策就不能跟女性发展政策“打架”。国外有些办法我们今后也可以借鉴，比如通过税收引导企业落实性别平等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企业女性用工比例非常低，可能就要交更多的税。

警惕陷入“人口决定论”

第一财经：这几年大家都很关心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梁建章在《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一书中认为，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政策竞争，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也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最重要因素。但你在《后人口转变》中提出，不能过度强调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否则很容易陷入“人口决定论”。你怎么看待关于人口影响的分歧？

任远：毋庸置疑，人口肯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要避免“人口决定论”的片面认识，不是说人口没有用，而是不能把人口的作用看得过于简单，认为生育率低了、老龄化了，经济就不行了，这种看法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没看到另一面。这两年“人口决定论”的声音很多，给社会带来了很多焦虑。以生育为例，一些人看到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减少，就觉得这是很悲观的事情。但如果在大历史背景之下看我国这几十年人口的变化，就会发现，生育率下降带来的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作用。以前家家户户都生很多孩子，父母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重视教育的，而且低生育率也促进了男女平等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了。

老龄化也是一样，不能只看到老年人增多了对社会有压力，其实也有好的方面。如果年轻一些的老年人能继续参与劳动，国家的人力资源并不会减少。

我最近在《社会科学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谈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也不一定会给社会带来养老压力。2010年我们国家劳动力和老年人口的比值是5：1，到2050年会变成1.8：1，看起来养老压力确实很大。但是，如果2050年这1.8个人创造的财富，跟现在5个人创造的一样多，那就没有养老压力，而且这里还没有考虑延迟退休的因素。

有人可能会问，实现难度高不高？我推算了一下，这40年里只要每年劳动生产率增加2.6%就行。新技术革命正在发生，未来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肯定会远高于2.6%。所以对于人口老龄化不用过度恐慌和夸大。当然，这也说明在老龄化背景下需要更快地推动技术进步，如果不能保持每年劳动生产率增长2.6%，人口老龄化就是压力。

总之，过于简单的“人口决定论”对发展的判断就是走极端。人口问题是社会经济的综合结果，人口对发展的影响是要在一系列条件之下才起作用的。

《后人口转变》

任远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版

没有物种会主动自我消亡

第一财经：你在《后人口转变》里说，根据一些人口预测，到2100年中国人口大约不到9.5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将从20%~30%下降到9%左右。人口大量减少后会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任远：人口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不能在数字上做简单判断。如果按照前面我说的，新技术充分发展，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中国人口全球占比即使到了9%，同样是个极大规模的国家。美国现在只有3亿多人，也是世界第一强国。

简单用人口数字来判断国家实力，是农耕时代思维，认为一个传统社会人口越多，农田税收越多，国家的兵力就越强。

未来社会主要还是技术的竞争，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人口当然很重要，但不要因为人口比例下降了就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未来中国人口变动的预测有不确定性，随着国家富强起来，不仅生育率会发生变化，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进入中国。

第一财经：加拿大有学者写了本《空荡荡的地球：全球人口下降的冲击》，认为未来不仅许多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出生率同样会下降，人类最终会进入整体的老龄化社会。作者还认为，以往人类历史上人口大幅下降是因为小冰期、瘟疫、文明的崩溃等灾难性因素，这一次却是自己蓄意而为，主动“群体绝育”。你赞同这些观点吗？

任远：人口变化从个体来看，是自主生育的选择，从宏观层面来看，更是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变化的结果。

传统社会里，瘟疫、自然灾害等环境的控制因素对人口影响很大。随着社会进步，出现一些新的因素影响人口数量，比如技术进步带来的健康和长寿。当前，少子化和老龄化确实是全球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变化导致的必然反应。

但我不认为人类社会一直会少子化下去，因为当少子化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经济会出现新的规律。这一点在欧洲已经看到了，北欧一些国家就是在生育率很低以后出现了反弹，虽然还没反弹到世代更替水平，但却说明在一定条件下，生育率是可以反弹的。

未来全球的生育率究竟是什么情况，不能过于简单判断，也不必非常悲观。何况世界上没有一个物种是自己把自己弄得消亡的，所以作者说的人口“主动”减少是不符合进化论的。

第一财经：在“后人口转变”时代，还应避免哪些传统的人口思维？

任远：有人口红利的时候，觉得人口是一种资源；少子化、老龄化后又非常焦虑；这些其实都是把人口当做发展工具，认为经济发展是由于人口太多或是人口太少导致的，也就是“人口决定论”的本质。

我们应该把人口看成是发展的目的。生育率下降了，应该去解决人们的生育焦虑，老年人口增多了，应该服务于老年人口的需求。所以在“后人口转变”时代，关于人口的很多思维都要做出改变，不能说“管理人口”，而是应该想办法如何让人的需求、利益得到满足，让人的意愿得到更好的实现。就像很多大城市都在整治的群租，其实不应该一味打击群租现象，而是要让租户的利益得到实现，同时也让群租小区里其他居民的利益得到满足。把人口看成是发展的目的，服务于人口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这才是我们制定政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