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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老人”高尚全逝世:六次起草中央重要文件,力挺华为

第一财经 2021-06-27 22:47:12 听新闻

作者:马晨晨 ▪ 杨小刚 ▪ 邹臻杰    责编:计亚

作为现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者和亲历者,高尚全一直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受到经济学界的尊敬。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于6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作为现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者和亲历者,高尚全一直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受到经济学界的尊敬。

1949年解放前夕,高尚全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为了新中国建设需要,他在1952年提前毕业。彼时,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东北是重点。

“我们学校不少人不愿意离开上海,我却特别愿意离开上海,主要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此,高尚全被分配到了东北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此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机械工业系统工作。

直到1982年,国家体改委正式成立,负责研究、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高尚全于同年到这里工作。

“我对计划体制下机械工业的运行情况感触太深了!”高尚全在撰文回忆时的有感而发,透露出这段经历对于此后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深刻影响。

之后,他历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从1984年到2003年,高尚全先后6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3次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型期。而高尚全关于“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公有制为主导”等一系列改革建言,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发展。

2020年10月,高尚全在杭州西溪。摄影/第一财经记者

三次建言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高尚全参加了该报告的起草。

他曾撰文回忆,当时起草小组中的许多人坚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所以“市场”这两个字不能出现。面对许多“老资格”的反对,他在西苑旅社组织召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与会专家达成了共识,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阶段。他把这次研讨会的意见汇报给了中央决策者,力陈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突破的时机已经成熟。

最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了中共中央文件。邓小平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中共中央第二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高尚全也参加了这份《决定》的起草工作。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劳动力市场”首次写进中央文件。

按照传统观念,“劳动力市场”与剥削剩余价值挂钩,而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就是消灭剥削。直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还是只提“劳动就业市场”。但高尚全坚持认为,中国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

另一次极为重要的建言,发生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当时,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改革任务仍然十分繁重,正是由于整个经济体正大踏步地迈向市场化,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新兴市场主体的壮大对市场体系、金融体制、投资门槛、国企垄断以及政府职能等一系列体制性障碍提出了新的改革诉求。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创新点之一,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高尚全曾两次在起草组会议上发表意见。其中一次是2003年6月9日的起草小组会议上,他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其中主要谈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高尚全提出,一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发展混合经济。有的可通过上市变成社会公众公司,实行资本社会化;二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财产组织形式,使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我建议把‘公有制为主体’,完善为‘公有制为主导’或‘国有经济为主导’。十六届三中全会接纳了我的建议。”高尚全说。

“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高尚全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强调,改革不能脱离现实的国情,去一步到位马上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们没有采用“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包括阶段性改革目标的设置,譬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历史证明,这是睿智且成功的。

力挺华为

2019年9月21日,高尚全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行的“与掌门人同行-致敬共和国70周年”主题论坛发表演讲称,“华为从最初从事交换机贸易、到如今发展成如独一无二的全球型企业,经历值得思考。我在1997年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提出‘华为姓资不姓社’、‘华为的职工持股是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对此表示不赞成。”

这场二十余年前的争论,如今早有定论。1997年,高尚全在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给中央写信“举报”华为科技公司,说它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华为国家没有投资,是非公有制企业,又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之后,高尚全主动提出去深圳实地调研。调研的结果令他兴奋。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以2.1万元起步,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企业却给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也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高尚全认为,它恰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最终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高尚全在上述论坛提出,在华为自主创新的道路上,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是激发这一企业创新的动力。同时,华为的创新是开放的创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创新。

对于民营经济,高尚全提出“绝不会离场,而且要越做越活”。对于国有资本,高尚全认为“要做强做优做大,落实中性原则”。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肖耿对第一财经记者回忆,他是1992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后就认识了高尚全主任。“当时,高主任是北京负责香港回归有关经济问题的主要领导。张五常教授与高主任当时来往非常密切,我有幸参与了他们两位大咖的许多精彩的讨论。后来高主任创建海南的中改院(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我记得从1993年开始每年都会在海口见到他。最近一次在海口见到他好像是2019年,90岁高龄的他还给我发微信,还在牵挂中国的改革。作为改革的功臣,高主任功德无量!”

肖耿表示,高主任为人很谦虚,听得进不同意见,在学界威望很高,对市场机制非常了解,同时对国情和党史,对宏观政策宏观经济又很熟悉,他提出的很多建议比较中肯,体制内和体制外都能接受,这有利于顺利推进很多改革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此前强调的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从“企业”到“资本”,这一变化在文件中只是两个字的变化,但肖耿认为,背后却是国企改革观念的巨大转变,而高尚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肖耿告诉记者,在很多场合,高尚全一直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不是说事无巨细都要管死,而是要管方向、管大局,国有企业改革同样如此,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也可以发挥国有资本稳定社会经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助力社会公益和基础设施等作用。

在高尚全最近写的《两个中性原则的哲学思考》一文中,他就提出,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落实“中性原则”。我国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国有企业不断改革的进程。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职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属于的中性事物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出发,资本市场和在资本市场上的进退,都属于中性的范畴。

高尚全在上述文章中进一步强调,国有企业瘦身健体,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国资委职能从管人管事转到管理国有资本上,都是落实中性原则的体现,并无关阶级性。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则是推动中性事物与社会主义属性的结合,更值得鼓励。

尽管已经年逾九十,高尚全生前依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探索中国的改革事业。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思考》一书中回答了为何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原因。书中写道:“我希望能够帮助新时代的改革开拓者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有更多的方法可以适用。改革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也是我这一生的牵挂。唯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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