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光：供给侧改革的重心调整应该与时俱进

年初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一度出现上涨，其幅度和力度不弱于2009年刺激期间。这波上涨背后有多种因素驱动，原因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经济产能过剩状况实质性改善，供求平衡接近临界点，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价格信号表明，我国去产能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胜利。新形势下，我们应适时调整供给侧改革的重心，从去产能转向结构性改革，释放供给弹性，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去产能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胜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早是在2015年底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我国上游行业产能过剩情况十分严重，通货紧缩压力巨大，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刻。如何解决面临两种选择，是按传统方法，进一步刺激需求消化过剩产能，还是通过供给侧去产能，来实现供求平衡？中央毅然选择了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通过“三去一降一补”组合拳，化解当时经济困境。

过去数年，去产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和抓手。工业主管部门确定了在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玻璃等几大产能过剩重点行业，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给出每年压缩产能的具体任务和指标。过去数年，我国钢铁行业压缩产能累计达到1.5亿吨，煤炭行业退出落后产能超过10亿吨，电解铝落后产能淘汰近500万吨，超额完成“十三五”任务。经过数年努力，绝大部分产能过剩行业“过剩”状况得到实质性改善，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接近100%（图1），电解铝行业产能利用率从2016年1月份最低时77.8%，上升到当前的94%（图2）。

应重视这波价格上涨背后释放的信号，我国产能过剩状况已得到实质性缓解。尽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与海外供应链断裂和美国持续不断的财政刺激等短期因素密不可分，但就此断言完全是外部输入性的，可谓不实事求是。实际上，我国消费了全球近40%的大宗商品，是美国消费量的3倍，其中煤炭、钢铁、铜、电解铝等大宗商品生产和消费均超过全球的一半。如果我国产能过剩严重状况得不到缓解，仅凭海外供应链断裂，或者美国刺激因素，大宗商品市场很难出现如此级别的上涨。相反，正是由于国内上游产能过剩状况得到实质性缓解，供求状况接近平衡的临界点，外部微小的供应或需求冲击会被充分放大，造成供不应求、价格持续上涨的局面。

新形势下，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应适时调整

去产能工作应由之前的“一刀切”，转向分类施策，部分供应偏紧的行业，应积极释放供给弹性。在上游行业产能过剩得到实质缓解、去产能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背景下，去产能的力度、节奏应该适时调整。如不及时调整，强大的执行能力和政策惯性很可能导致部分行业去产能力度过大，加剧部分行业供不应求、价格持续上涨的状况。因此，去产能工作应该更加精细化，更具有前瞻性，根据不同行业的供需格局的具体状况，制定差异化的政策。部分产能过剩仍很严重的行业，应保持当前的去产能节奏；但对于部分供求平衡甚至供不应求的行业，比如煤炭和电解铝等行业，应该未雨绸缪，适时、动态调整力度甚至方向，提高供给弹性，从而抑制价格持续上涨，确保整个经济健康运行。

此外，环境保护、降低污染等任务已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考核目标。日常实践中，降低污染排放，首要的就是限制上游行业的开工，甚至关停高污染的产能。这会直接或间接地限制产能释放，在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情景下，加剧供给刚性，有可能引发价格非理性上涨。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坚持系统思维，避免搞环保“一刀切”和“压倒一切”，以免因力度和节奏拿捏不好，助推大宗商品价格非理性上涨。

在去产能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情况下，应该集中精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取得重大胜利，意味着在总量层面威胁我国经济健康的“通货紧缩”风险大幅缓解。接下来应该集中精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啃下硬骨头，确保经济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众多硬骨头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房地产改革最为迫在眉睫。国有企业软约束无法按照市场机制出清，导致大量金融资源流向部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和地方公共平台），产生一些“僵尸企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并使杠杆率走向失控。房地产问题背后涉及地方财政、城市建设和金融安全问题，已严重绑架宏观政策，抑制潜在增速。这两大“灰犀牛”，靠修修补补或者短期调控已无法解决。越拖到最后，解决的难度越大，应抓住稍纵即逝的窗口期，及早下决心拿出科学、可持续的改革方案，释放增长潜力，将我国经济的“稳态”水平推升至更高位置，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系华兴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