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认为中国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早熟型去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是弊大于利，尤其对于尚未达到后工业化阶段，且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的国家而言，虽然去工业化确实优化了一部分经济结构，但并没有推动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无法弥补“去工业化”对其他经济部门带来的整体衰退影响，反而会形成“去工业化危机”。在当前缓慢全球化的背景下，过去发展中国家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并通过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完成资本积累和实现赶超的模式不再有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革命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两极分化，那些没有搭上这班车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发展瓶颈，甚至经济出现倒退。而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成功避开了拉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根据我们前文的研究，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由于政局动荡、改革失败以及发展战略定位不清等原因，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长期徘徊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形成了带有拉美地区特征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也被称之为“拉美陷阱”。拉美国家所经历的“早熟型去工业化”，既带着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又受到人为经济改革的影响。从内部看，落后的基础设施、偏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脆弱的金融市场等都是导致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从外部看，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使拉美国家难以招架外部冲击，工业化水平因此一降再降。我们将其外在表现和内在原因主要总结为以下三点：（1）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拉美国家主动放弃对制造业的扶持与发展。（2）“荷兰病”导致内部制造业产出不断下滑，对外难以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3）福利性国家导致其制造业投资与基建投资长期不足。

与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不同，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不仅选择了适合自己节奏的改革模式，也在产业结构平衡、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投资上不断深化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如果将中国与拉美国家相对比，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中国与拉美国家不同的三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拉美国家主动放弃对制造业的扶持与发展。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内涵是强调限制或取消国家干预，进行贸易领域、金融领域、国有企业等方面的自由化改革。但是这一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并没有使拉美国家的经济状态得到彻底修复，反而因为不合时宜的过度自由化与私有化，使拉美国家普遍选择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提前放弃了对本土制造业的“保护性扶持”。在国际资本与制成品的冲击下，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了“加速去工业化”的状态。同时，由于拉美国家将重点放在了第三产业，这也导致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被迫进行了去工业化。

与拉美国家失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相比，中国选择了适宜本国国情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改革开放与拉美国家的冒进不同，既不像拉美国家一样随意采用不适宜本国国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没有像拉美国家一样过于依赖本国所固有的资源，从而陷入“荷兰病”的深坑。而是在仔细思考本国国情后，选择适合本国经济发展节奏的改革方案。中国政策层在战略层面总的原则是“以速度换质量，以时间换空间”，通过适度容忍短期内经济增速放缓来提升长期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在短期内适度放宽改革的时间表来赢得长期内更大的改革空间。

与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相对的，中国无论在贸易、资本市场与国企改革层面均更胜一筹：

（1）贸易层面的改革，循序渐进对外开放：在中国对外贸易不断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支持本国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也需要为本国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空间。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发展,其贸易层面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第一阶段，1994年，以汇率并轨为主的汇制改革成为了外贸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中国对外贸易逐渐形成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行的局面。但考虑到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本阶段仍对国内受到贸易开放冲击的企业推出了一定的保护性政策，政府以行政手段或经济杠杆对贸易活动进行调整管理。第二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通过调整关税、实施最惠国暂定税率、协定税率和特惠税率等，国内平均关税水平由15.3%降到7.5%以下，中国向进出口均衡性国家进一步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从直接调控转为间接调控,由前期的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国内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第三阶段，此外，中国在努力巩固传统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出口主导产业逐渐从轻工、纺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3年又跻身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不断增强自身的区域贸易实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进出口始终保持在中国进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

（2）金融层面的改革，强调多元化与多层次改革：首先，建立市场导向型的多元化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后，为了配合经济体制的改革，金融机构也需要进行多元化改革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这一阶段，央行也开始独立行使货币发行权，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更加独立自主，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各类城商行、信用合作社等银行机构纷纷涌现；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此期间也陆续兴起，保险、证券与信托相继建立。其次，构建多层次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体系。一方面，在货币市场进行改革，通过加强监管整顿、查漏补缺各类交易机制，形成功能和监管更加完备的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票据市场，丰富了货币市场工具，也提高了央行推行货币政策的效率。另一方面，科创版的创设则表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是中国内部市场建设中重要战略规划，MSCI正式纳入A股意味着资本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也进一步贯彻落实了金融服务实体的理念，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了助推效应。此外，在人民币国际化层面，中国通过增加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简化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条件等，使交易主体更加多样化，扩大人民币作为结算计价货币的应用范围，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地位。同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借助“一带一路”协议和RCEP协议，不断深化与成员国之间的联动，增加成员国间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比重。

（3）国企改革层面，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改革重点：根据学界的前期研究，中国的国企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步探索(1978-1993年)、战略攻坚(1993-2003年)、改革深化(2003年-至今)。首先，在初步探索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并开始推广企业自主权改革、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等放权让利的改革。其次，在战略攻坚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本阶段的重点，国企改革也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靠近，部分国有企业开始脱离过去的公有制经济状态，开始向股份制转型。此外，在深化发展的阶段，提出在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进一步完善国企产权结构。根据统计，目前商业一类中央企业的混改比例已超过70%，商业一类省属国有企业混改占比达到了88%。国企改革是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环，在改善行业供需格局的同时，逐步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并通过加速混合所有制改革来引入主营业务高度协同的战略投资者，加快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第二个特征：“荷兰病”导致拉美国家内部制造业产出不断下滑，对外难以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首先，初级产品部门的占比过高，也对其他产业形成了侵蚀：一方面劳动力从其他经济部门流向初级产品部门,另一方面由于初级产品部门的投资收益较高，导致流向制造业产业的投资长期不足。在劳动力与投资均较为有限的情况下，拉美国家制造业产出逐渐下降,最终体现为工业化水平的下滑，形成了以资源部门过度繁荣为特征的“荷兰病”，经济陷入长期增长乏力的状态。其次，由于拉美国家产业链长期处在中下端，其所生产的制成品附加值往往较低。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拉美国家的低端制造业不仅难以与其他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进行竞争，同时也难以承接来自发达国家技术升级后“量化生产”下的制成品冲击。

与拉美国家深陷“荷兰病”相比，中国的产业结构更为完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开始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渐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业结构调整在此期间不断完善。首先，在产业结构的内部发展上不断调整完善。一方面，不断扶持重点产业发展：《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中提到要积极振兴支柱产业,特别是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等产业；同时，2009年国务院又通过了包括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有色金属和物流业等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通过“调结构”来推动重点产业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其次，不断提振我国产业在国际中的竞争力：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调整贸易结构,大力提高出口效益,鼓励进口新技术和相关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等内容。一方面，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另一方面，补齐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通过一系列的产业政策调整，中国产业链链条不断完善，产业层次日渐丰富。实现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是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不可少的一步。

第三个特征，“高福利”导致拉美国家制造业投资与基建投资长期不足。由于国家财政长期倾向于福利性支出，而缺乏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型支出，导致拉美国家长期在制造业投资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上的不足。久而久之，拉美国家就形成了制造业产业链条薄弱、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局面，不仅难以依靠自身条件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自我迭代，也不具备足够的基建设施来承接外国产业转移，拉美国家因此陷入工业化水平长期偏弱的不利局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更倾向于向劳动力成本低廉、基建设施完善的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即便美国向拉美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距离更短，也受制于拉美国家薄弱的基建情况，难以在拉美国家实现产业转移后的利润最大化。

与拉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相比，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一方面，在传统基建层面，通过持续不断的基建投资，曾经是国民经济“瓶颈”的基础设施水平明显提升。不仅能为相关产业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使本土产业升级和产业在中东西部的转移更为便利；也能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就业岗位，使经济运行基础更加牢固。另一方面，在新基建层面，根据统计，电子信息、互联网、大数据、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冷链物流等“新基建”项目占比已从2019年的0.6%显著提升至2020年的14.8%。未来随着新基建的进一步推进，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将拥有更加便利的发展环境。同时，新基建也有利于在5G、高端制造、医疗、信息科技等方面作出长期战略部署，培养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在上述三大特征之外，针对拉美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问题，我国特别注重居民就业与收入的双向提升。

一方面，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时刻注意稳就业。首先，考虑到小微企业在社会发展中承担了较多的吸纳就业的角色，政策层一直强调要“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通过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推动企业积极扩产、向全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使小微民营企业发挥出更大的吸纳就业的作用。其次，考虑到部分劳动人口可能尚未跟上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的脚步，中国不断加大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使社会劳动力的技能培训跟上企业发展，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同时推动企业积极扩产，向全社会提供更丰富的就业岗位。同时，通过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通过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此外，在大力发展5G互联网建设的情况下，通过大数据提前预判就业市场供需水平，推动人岗精准匹配。通过发展互联网就业信息服务，建设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为劳动者提供更便利的信息服务平台，为劳动者和招工单位提供双向支持。

另一方面，不断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并不能简单与扩大消费划上等号，只有居民就业和收入均实现正向增长，才能最根本上提振中国内需。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始终注重避免过度消费、引导消费合理增长：一方面，考虑到劳动者报酬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均在80%以上，通过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时加大对劳动者报酬倾斜，未来可以通过进一步改革财税制度通过二次分配收入来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居民收入提高有利于消费，但显然会降低中国长期以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特别是在当下人口红利减退进入老龄化社会之际。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造成国民收入这个饼无法继续做大，单纯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也无法有效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来推动产业升级转型，进而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继续做大国民收入这个饼，也将带动国内消费增长进入良性循环。

（本文作者为摩根士丹利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共同作者为摩根士丹利证券高级经济学家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