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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医院?

第一财经 2021-08-14 12:13:29

作者:彭晓玲    责编:李刚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通过很多历史细节展现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大瘟疫,以及大历史背后不应该被忽视的小因素。

德尔塔毒株快速扩散到多个省市后,很多人的日常节奏又被打乱了。“瘟疫对人类历史影响其实非常大,古代有,现在也有,尤其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它往往会来恶狠狠的一击。”于赓哲说。因为疫情反弹,他原定8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新书交流会也被临时取消了。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是于赓哲的最新著作,但他不想把这本书看成一部简单的“中国医学史”或者“中国疾病史”,而是希望将疾病和应对疾病的手段作为“读史”的窗口,不仅呈现疾病如何在不经意间改变中国历史,还有古人为了对抗疾病、追求健康与长生所采取的手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对古代中国思想的冲击。

电影《大明劫》讲述的正是明末陕西瘟疫大流行,医师吴又可在陕西巡抚、督师孙传庭支持下治病救人的故事

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把这本书视为多年来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总结。非常巧的是,刚完成主体写作,新冠肺炎疫情就爆发了,《瘟疫与人》这样的经典学术著作一度卖得脱销,疾病医疗史也自“非典”后重新被人关注。“疾病可以影响历史,以往这个话题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回音,如今却让全球人感同身受。”他在引言中补充道。

大历史背后的小因素

很多人知道于赓哲,是因为在百家讲坛上讲隋唐史,其实他还有一个研究方向是古代医疗社会史。对疾病医疗史产生兴趣,与他的外曾祖父宋洛川有关。宋洛川是山东名医,出生于光绪末年,1938年放弃了从事多年的教育工作,回到乳山老家开业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创立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他的学生、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张灿岬在《山东中医进修教育的先驱》一文中评价宋洛川“在文化修养方面,可谓新旧学兼备”,“在医学方面,堪称儒医大师”。

成长于这样的家庭,于赓哲自然在历史研究之外对医学充满兴趣。“而且我这个人总想打破陈规,不想在别人走过的路上过多涉足,觉得历史还有别的观察角度。既然人生四大阶段就是生老病死,为什么我们要忽视疾病和死亡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呢?这难道不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吗?”

一直以来,疾病医疗史就是比较冷门的研究。国外最经典的著作,是近50年前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写的《瘟疫与人》。但正如其中文版前言中所说,麦克尼尔不懂中文,写作时需要的中国瘟疫史料全靠一位研究生查阅中国典籍而获得,因此全书对中国整体着墨不算多,瘟疫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谈得比较简略。2003年“非典”之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起疫病研究,此后陆陆续续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

与之前的《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相比,《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更通俗全面,通过很多历史细节展现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大瘟疫,以及大历史背后不应该被忽视的小因素。

比如于赓哲说,唐宪宗是唐朝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本来很有可能彻底解决藩镇割据,却和所有醉心于追求健康和长生的皇帝一样,非常相信术士的丹药,43岁就死于慢性汞中毒,术士柳泌也被处死。唐宪宗去世对晚唐影响很大,朝政一片混乱,直至灭亡,唐朝也没能解决藩镇问题。“人治社会之下,这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是能借影响顶层人物心智影响政局走向。”

古代为何无法诞生医院?

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张志斌所编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国历史上几乎历年都有“大疫”,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

通过实践,中国也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防疫方法。先秦已建立起隔离制,《论语》里说冉耕“有德行而患恶疾”,孔子探望时从窗外握着他的手,非常悲伤,就是得了麻风病被隔离。古人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人粪追肥,带来的意外结果是城市粪便得到及时清理,客观上减少了传染病的传播渠道。而中世纪欧洲城市卫生就很差,为传染病流行提供了温床。消灭天花的种痘之术,也是中国人在明朝时发明的,是古代医学对世界的贡献之一。

中国古代医人社会地位不高,民间医人大多走街串巷,被称为“游医”“江湖医”

中国古代民间有医人,宫廷有御医。从汉代开始,中央政府在灾荒期间还会“舍空邸舍,为置医药”,为何却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医院?于赓哲说,古代官方所谓医院实际更是一个坐堂医们聚集的地方,哪怕是备受称赞的唐代太医署,也更像医疗行政组织、医学校,算起来长安城里平均每千人拥有太医署的医师仅有0.33~0.5人,根本满足不了百姓的看病需求。

古代也缺乏诞生分科协作的医疗组织的土壤。他解释,一是医人社会地位不高,民间医人大多走街串巷,被称为“游医”“江湖医”,他们习惯单打独斗,完全倚仗市场灵活变化,没有具体的分科。以名医扁鹊为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

另外,医人们竞争激烈,相互之间高度警惕,蔽塞信息,缺乏交流,也使得现代开放的医院模式不可能在古代发展。当时连孙思邈都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告诫,一个医人开的药方千万不要交给另一个医人去合药,否则后者可能在药物里做手脚害患者,目的在于嫁祸给开药方的医人。

连控制住清末哈尔滨大鼠疫的近代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也感叹,这是历史上中医的痼疾,最终影响了古代医学发展,“数千年来,吾国之通病,偶有所得,秘而不宣,则日久渐就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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