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保持独立思考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

呈现给读者的这套三卷本的《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金融》，是我从已公开发表的130多篇文章和采访稿中选取的89篇。我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就在《金融研究》发表了十余篇关于西方货币金融学说的述评文章。我从1984年起，连续三年被《金融研究》聘为特约撰稿人，1985年又在该刊主持了整整一年的《国外货币金融学说评介》专栏。我的博士论文《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1993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大陆最早研究西方货币供给理论和政策的专著。所以，我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尤其是西方货币金融学说开始的。

1995年末，我从上海财经大学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开始直接接触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改革开放，研究方向也转为国内实际经济金融问题为主，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2010年9月我被任命为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直至2016年9月离任。在这6年中，我开阔了宏观经济视野，熟悉了国家经济调控、尤其是货币金融调控的政策和措施，我的理论研究也更贴近实际了。

我在人民银行多个岗位工作过，也去过不同城市和地区，工作一直比较繁忙，做研究主要是业余时间的个人爱好，所以并不连贯，也不系统，更不全面，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但我比较喜欢思考，也有些独立的见解，研究的兴趣又比较广泛，除了货币金融，还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和房地产调控等。

我自以为我的文章的一个特点是观点鲜明，不模棱两可，也不人云亦云。我不轻易下结论，也很少改变自己的观点。我发表的文章都是我当时实际想说的。我也有过不正确的看法，但还感到比较欣慰的是，当时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并没有被后来实际情况的发展所证伪。

我在研究工作中的一个体会，并努力遵循的原则是，经济研究应该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改革的实际需要，而不能照搬国外的理论和经验。我国经济学的概念几乎都是从国外引入的，但引入以后往往“变异”，所以很多概念的内涵、甚至有些统计指标的范围也与西方国家不完全一致，正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如美国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包含流通中现金和各项活期存款，而我国M1只包括流通中现金和企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并不包括个人活期存款。因此，我国M1和M2的剪刀差与西方国家的这一剪刀差的含义并不一样。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流动性状况，后者则体现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再举个例子，曾经风靡一时的P2P平台，其概念和运营模式一开始是从西方国家引入的，但很快就偏离了P2P的本源，即从仅仅承担信息中介职能的服务平台，滑向同时承担信用中介职能的机构，这也是我国P2P平台历史结局的根本原因。2016年5月，当时我国P2P正处在兴盛时期，我就在一次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绝大部分P2P平台已偏离信息中介方向》的演讲，首次提出信息中介与信用中介的区别，P2P平台应坚持信息中介的方向。收录于本书中篇第四章的《绝大部分P2P平台已偏离信息中介方向，网贷应回归普惠金融本源》一文，就是那次发言的主要内容。

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结论，很少受人怀疑，也往往被用来解释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改革。例如，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几乎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即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只能选其二。有学者沿用不可能三角理论以及利率平价理论等，推演出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须遵循“先内后外”的改革次序。事实上，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具有局限性，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各项金融改革并不存在严格的时间先后，而是成熟一项、推进一项，并相互创造条件。

收录于本书中篇第二章的《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是2012年4月，我担任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时，领衔发表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是循序渐进、协调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提出了金融改革协调推进的理论。2015年，我又和同事刘西合著出版了《金融改革协调推进论》一书。协调推进论对传统的次序论是一个认知上的颠覆。我相信，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开放也会是一个协调推进的过程。这一协调推进的经验值得总结，并有必要上升到理论高度，做出理论创新。

现已成为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两大指标之一的社会融资规模（另一指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我国的独创，是一项从零到一的工作。在我担任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的6年时间里，组织全司同志，创设、编制、改进并积极宣传推广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是领导交代给我的最为重要、费时最多、也是感受最深的工作之一。10多年来，社会融资规模能成为国家重要指标，并且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自有它的内在逻辑和原因，主要就是它不仅从各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整体流动性，而且体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及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后者恰恰是在我国体制下金融的使命所在，所以，社会融资规模是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宏观金融监测和调控指标。多年来，我不仅组织编写了《社会融资规模理论与实践》一书，至2016年出了第三版，我还在各种刊物和媒体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融资规模的文章。我挑选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收入本书上篇第五章，供读者参考。我们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12期的论文《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基于信用渠道的中介目标选择》获“2020浦山政策研究奖”。

我的研究工作是从西方货币金融学说开始的，曾与两位同门学弟合著出版《现代货币经济学》一书（1992年、2001年、2012年分别出了第一、第二、第三版）。我后又侧重研究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是中国大陆最早系统研究货币供给的学者之一，1993年出版拙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2015年与我的同事翟春合著出版《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2016年做了较多修订并补充了新的内容，出了第二版）。因此，我对货币、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的本源还比较熟悉，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观点。我大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深入论述虚拟货币成不了真正货币的研究者，早在2014年1月和4月就发表了《虚拟货币本质上不是货币——以比特币为例》和《货币非国家化理念与比特币的乌托邦》两篇文章。2019年，天秤币Libra产生之初，我就撰文指出它难以获得成功。虚拟货币成不了真正货币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不具备现代货币的基本属性，并与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相冲突，也不可能解决当前世界货币体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对于任何形式的数字货币，我们都应该深入思考，其如何与现代货币金融制度相契合，如何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还应该思考，其经济和社会基础及创设的目的和意义。从几千年人类货币史的演变发展可以看出，任何货币制度和货币形式的诞生都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伴随物，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现代货币与传统货币的一个很大区别是前者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结合在一起，因此不能只是从自然形态去分析货币的使用和功能，而应该更多地从国家调控经济的需要去分析。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货币金融的强弱是国家整体实力及各种体制机制的综合体现，不可能通过一项两项技术来实现赶超或改变世界货币格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货币体系的变革和新体系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的以上思考是否正确，有待时间检验。数字货币还在演变中，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并通过反复的社会实践，人们才能对它获得正确的认识、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认为，对于新生事物，我们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一些独立思考。

还有一篇文章也值得一提，这就是我们2019年6月发表在《清华金融评论》上的《各国央行盯住2%的通胀目标是刻舟求剑——对中长期通胀的思考》一文（收录于本书上篇第三章）。我们在该文中较早提出和分析了西方国家2%通胀目标的问题。自上世纪90 年代起, 主要国家央行不仅制定、而且长期追求2% 的通胀目标，但始终未能如愿，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我们在文中提出，“可以尝试在货币政策目标函数中采用广义价格指数涨幅来替代CPI涨幅。当然，如何定义广义价格指数的难度与其重要性一样大”。

在研究中，我感觉到，货币似乎并不容易被人理解，因为我看到更多的是对货币表象的解释。例如，总是有人提出，货币发行多了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但我一直认为，高房价主要并非源于货币因素，而是由于房地产供需失衡使货币之“水”不断流入房地产市场。实际上，任何一种商品需求大于供给都会引致货币流入而使其价格上涨。所以，我始终坚持房地产供需调控相结合的理念，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

本书下篇的第二部分收录了历年来我发表的关于房地产调控的主要文章。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篇是2017 年12 月撰写的《高度警惕房地产泡沫出现在三、四线城市　应加快制定房地产市场长效调控机制》。该文较早提出应关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泡沫问题。2018 年2 月, 该文被某一国家级内参采用并获得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及有关领导的批示。该文还获2019年度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我记得，我国从2018年5月开始了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调控。该文经修订后发表于《华尔街见闻》（2018-09-06），题目为《三、四线城市库存风险已经显露,到了该调整的时候》。此外，我还与人合著，出版了50多万字的《房地产与中国经济》一书（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第2版），有兴趣的读者也可参阅。（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本文节选自作者著《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金融》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