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稳消费信号

消费势头仍疲软

2022稳消费面临压力

2021下半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回落，四季度同比增速直线下降。目前全国20余个省区市公布了2022年社零增速目标，多数持平或下调，也体现出了地方的谨慎预期。

刘元春对此表示，四季度消费数据创下新低，表明消费疲软现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复苏所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刘元春分析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核心原因有以下方面：

第一，疫情导致相当一部分服务性消费的供求两端都出现较大萎缩。当前疫情呈现点状发散趋势，很多消费活动，特别是具有接触性的服务行业、文化行业、娱乐行业的活动大幅降低，即使在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数和餐饮数据的两年同比依然没有完全转正。

其中，旅游业受疫情影响较重，2021年数据即使较2020年而言也没有明显增长，较2019年等常态时期而言还处于负增长。

第二，疫情及经济复苏阶段对于不同收入人群的冲击程度不同。虽然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128元，比2020年实际增长8.1%，但从结构性角度来观察，会发现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水平明显低于平均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实际增速显著低于我国GDP的名义增速，同时也低于经营性收入和投资性收益的增长速度。”刘元春表示，“事实上，疫情给中低收入阶层的工作收入带来了明显冲击，导致他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都受到很大影响。而中低收入阶层往往是边际消费倾向较大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增速无法达到预期，这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第三，未来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导致居民预期疲软，审慎性的储蓄上扬并直接导致消费不足。

第四，受到供应链冲击的一些重点行业的消费也出现问题。以汽车行业为例，由于受到车载芯片短缺的影响，2021年我国汽车总产量减少150万-200万辆，总销量也出现了一定下滑。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体现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对于国内车市恢复增长、拉动我国GDP增长的重要意义。刘元春对此认为，新能源汽车是重点行业消费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虽然出现大幅度上扬，但在汽车消费结构的转型期，新能源汽车也面临着一些供给瓶颈。

“此外，我们也观察到，消费端还有一些中高收入人群的奢侈品消费也不及预期。”刘元春表示。

他认为，综合以上因素来看，消费疲软现象与相关消费刺激政策的过快退出不无关系。2020年以来，我国采取了一些超常规的消费刺激举措，但是在2021年一季度消费数据大幅上扬、乐观情绪开始弥漫之后，很多政策向常态化回撤，这也成了消费疲软的一个诱因。

政策积极出台

消费增速或于三季度反弹

对于不及预期的消费形势，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并主要部署了三方面具体措施：

一是促进生活服务消费恢复；二是稳定增加大宗消费，要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三是发展社区消费和县乡消费，包括加大城市社区生活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发展农村电商和物流快递配送等。

刘元春表示，消费疲软趋势一旦形成，或较难在短期内实现扭转，但国家对消费疲软问题非常重视，提振消费相关政策的积极出台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第一，显著发力的宏观政策将使对于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出现逆转。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收入预期、消费信心的逆转将带动消费形势好转，消费（增速）下滑趋势或在一季度见底，二季度企稳，三季度反弹。”刘元春表示。

第二，供需两端多措并举，提振消费。目前我国针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特殊消费群体采取了一定举措，也在多方面征集消费刺激措施，包括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消费补贴，对于疫情相关行业进行重点扶持等，同时加大力度缓解供应链瓶颈问题，以上举措都有利于提振消费。

第三，政策推动房地产相关消费企稳。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已经在采取一系列消费信贷政策来促进房地产政策的稳定，例如针对市民购买家具、家电等活动合理提供消费信贷产品，这有利于与房地产相关联的消费行动的企稳。

“整体来看，我觉得2022年整体消费并不能够完全回归常态时期，但消费政策会陆续展现作用，消费企稳现象可能发生。”刘元春表示。

解决房贷影响下的家庭资产负债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21年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负债的家庭占比为56.5％，平均每户家庭负债51.2万元。有观点认为，我国家庭债务中的七成集中在房贷上，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已经影响到社会终端消费需求。疫情以来，国内居民的收入支出结构、债务结构也出现恶化。

刘元春对此表示，2008年以来，我国以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为主体的个人负债大幅增长，导致居民负债率大幅提升，2021年居民负债所占GDP比例已经高达60%，同时也达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100%以上的水平。居民收入被大量用于购置房地产，造成了明显的消费挤占现象，因为房地产购买这一行为属于投资而不是消费。同时，大量的钱被用于采购房地产相关耐用消费品，也会导致其它领域消费不足，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刘元春提到，造成居民的高负债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贷款利率的高企，即居民背负着沉重的利息负担。

因此，如何有效解决房贷影响下家庭资产负债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是缓解居民负债、促进居民消费的一个关键点——

第一，要稳房价，使房地产市场回归“房住不炒”的基本战略定位。因此，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一定调控以稳定价格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要加大“看得见的手”的力度。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使中低收入阶层能够以较低成本享受到福利住房。由此，也能够释放部分中低收入阶层的资金用于消费。

第三，贷款利率需要保持在一个相对适应或者较低的水平，从而降低居民债务负担所带来的利息压力。

“总的来说，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设对于缓解我国居民负债问题会有一定帮助。”刘元春表示。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继续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的要求。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财政货币政策精准发力

不断开发消费新业态

对于局部疫情时有发生的现状，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科学精准处置局部疫情，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刘元春表示，如果疫情持续呈现多点发散的态势，或将在中期对经济复苏带来系统性的影响，拖累潜在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疫情加重了居民的心理负担和预期不确定性。他提出，人们的收入支配情况不仅取决于对于未来收入的总量判断，也取决于对于未来支出环境的判断。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强，人们审慎性的储蓄就会越高，因此消费支出就会越低，这是一个必然现象。

“因此，疫情防控坚持科学精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经济持续复苏、收入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国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使科学防疫与经济复苏能够相融而非冲突。”

财政政策方面，刘元春认为，对于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区域要有重点扶持，对于财政运转比较紧张的基层政府也要进行直达资金的相关安排。“很多收入补贴举措依赖于国家政策，而国家政策在不同区域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要有一些特殊安排。”

货币政策要与财政政策有所配合，对于居民的利息负担要有所调节。消费信贷成本的进一步下降非常重要，这也有赖货币政策进行调节。

此次报告提出，货币政策需“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减少收费，让广大市场主体切身感受到融资便利度提升、综合融资成本实实在在下降”，也体现出了对于降低利率以满足更多信贷需求的要求。

“我们国家要根据扩内需战略制定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战略举措，这些举措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完成的，整个十四五期间都要有这些举措。比如，对一些特殊人群采取收入补贴政策，在一些局部区域发放消费券，推动大宗商品消费下乡活动并对农村消费给予扶持政策等，这些都在国家扩内需战略的工具箱之中。”

刘元春表示，这些举措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全面地给予支持。“我们会看到，许多政府很善于做投资，但不善于做消费，因此政府工具箱的选择还需进行创新，政策的传导路径还需不断疏通，练就各级政府有效扩大消费而不是简单做大项目的能力。”

刘元春还建议，要不断开发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使整体消费模式能够抵御疫情影响，比如现在的电子配送、无人超市等，对于居民消费秩序的正常化都会有很大作用。

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刘元春表示，结合共同富裕远期目标来看，调节收入分配政策是我国扩内需、扩消费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一项举措。

首先，初次分配环节要更加有利于劳动者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

他分析认为，我国消费偏低，是因为国家消费基金偏低，这与我国“穷居民、富企业、强政府”的收入分配格局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6%-4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企业留利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的水平，如此之高的企业留利导致大量上市公司的利润没有分红，大量国有企业的利润没有转换成国家消费基金，而是直接转换成了投资基金。因此，合理处置企业利润分红十分必要，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到中央政府进行支配也很关键。

第二，再分配环节中，税收结构应从过去以流转税为主体，向以所得税、财产税为主体转换。

刘元春表示，目前再分配环节中的综合税负偏高，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导致这些综合税负都由消费者来进行最终支付，而不是高收入或者高财富者来进行支付。“因此，税收结构的转换很重要”。

第三，要建立具有法制性的，通过社会、道德、文化进行引导的第三次分配体系，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消费基金比重有一个明显提升。

居民消费能力难以释放的另一部分原因，体现为居民在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等方面还存在很多后顾之忧。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展望未来，应如何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完善消费环境？

刘元春认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问题普遍存在。如何均衡提升教育质量、医疗质量以及促使养老服务更为普及、更加廉价，都还需要国家在供给侧上做文章。

特别地，还有大量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没能得到满足，在房地产存量调整的过程中，很多居民可以通过租赁服务来满足住房需求，但是目前我国租赁住房市场很不规范，这方面消费潜力的挖掘有赖于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但需注意，许多公共服务属于半公共产品。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于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还需大力进行机制体制创新，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半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这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收入分配体系改革的一个难题。

谈及我国消费潜力，刘元春表示，一些针对中高端消费需求的服务供给还处于短缺状态，与养老相关的康养产业也处于供给短缺状态。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5G和6G的进一步普及，消费端所能产生的新形态、新模式、新产品可能是超乎想象的，这就要求允许一些资本在相关前沿领域进行探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