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投资人丨Ken Griffin：美国选择和中国脱钩是个错误

顶级投资人本期嘉宾是Citadel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KenGriffin。无论是Citadel公司还是Ken Griffin个人都是华尔街的传奇。1987年，Ken还在哈佛读大学时就在宿舍支起天线，接收实时数据，交易可转换债券，开始了投资生涯。三年后，他在芝加哥成立了Citadel。今天， Citadel旗下拥有对冲基金和券商业务，两项业务都是业内顶尖。Citadel对冲基金目前管理着430亿美元的资产，数量虽然不算大，但Citadel被认为是近三十年全世界收益最高的对冲基金之一。Citadel证券成立于2002年，目前其做市商业务占据了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并在全球超过3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

Ken在采访中聊到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目前西方世界的通胀压力，以及量化投资的前景和监管等一系列话题。更多内容，点击视频，一探究竟。

第一财经：Ken，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做客《顶级投资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一直在使其经济与中国脱钩，例如，限制中国获得一些来自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如半导体。你在公开场合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

Ken：总的来说，对我们两国来说，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一体化是提高我们两国福祉的强大力量。几十年来，我们在技术领域合作得很好，比如我们两国在开发软件和解决方案方面的合作。消费品方面的合作都令人惊叹。它为我们两国的消费者创造了难以置信的价值。我担心，软件和硬件的脱钩意味着消费者拥有最先进解决方案的机会减少。让两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工作，将减缓创新的速度。要知道，创新已经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第一财经：中国正在开放其金融市场。那么，中国近年来为开放金融市场采取了哪些步骤在您看来是最重要的？

Ken：过去15年来，中国监管机构在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方面考虑得非常周到。稳定首先是中国金融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我们相信，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将提高中国市场资本配置过程的竞争力。西方资金的背后往往得到非常有力的研究支持。这将有助于所有市场参与者更好地分配资本。因此，我们对中国向外国公司开放金融市场所产生的影响感到非常兴奋。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在未来几年为中国企业和老百姓创造难以置信的价值。

第一财经：除了对冲基金业务，您还有做市商业务，Citadel证券，它是世界领先的做市商。中国现在也在推进做市商业务。您能告诉我们，做市商在美国市场扮演什么角色吗？

Ken：Citadel证券由我的合伙人赵鹏博士管理，它是全球最大的股票和固定收益证券做市商之一。特别要说，赵鹏在中国大陆长大，他上过北京大学，他是统计学博士。事实上，我们每天向市场公布大约150亿份价格，表明我们愿意购买或出售证券。做市商在让人们安心投资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今天所做的投资，总有一天会以成本效益高、透明和公平的方式收获这些投资决策的成果。

第一财经：所以您觉得作为现代化中国市场的一部分，中国推进做市商业务是个正确的决定。

Ken：随着中国推出各种新金融工具，做市商的作用将变得极其明显。例如，全世界运作良好的期权市场都是由做市商推动的。在西方的股票市场中，做市商在最大化流动性、压低买卖价差和提高市场弹性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几年将寻求发展的目标。

第一财经：美国的通货膨胀目前处于40年来高位。您认为美联储应该做什么来控制这种情况？

Ken：美联储面前的道路非常艰难。通货膨胀率处于40年高位。这是我们成年后从未见过的。我们不知道的是：通货膨胀是暂时的还是结构性的？与结构性通货膨胀相比，政策反应与暂时性通货膨胀时期非常不同。美联储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与两年半之前相比，在工作的美国人少了大约300万。我们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力队伍？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的传统措施也会减缓就业增长。而在美国，我们正努力让尽可能多的人重返职场。

第一财经：你的判断是什么，暂时的还是结构性的？

Ken：我开始担心通货膨胀更具结构性。300万有贡献的劳动力流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这意味着员工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一般来说这很好。如果这与更高的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由于新出现的“在家工作”现象，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否能提高生产率。我们知道的是，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正处在一个通胀率高得多、数百万人减少工作的环境中。我们只是还不知道事情将如何收场。美联储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一财经：战争和制裁意味着通货膨胀。乌克兰目前的情况对通胀和美联储意味着什么？

Ken：显然，乌克兰的冲突正在制造更多的供应链冲击，无论是减少小麦收成，还是与能源有关的制裁，都在影响世界各地的能源价格。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是又一次助长通胀的冲击。我们都希望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我们希望乌克兰能实现和平，并希望这一冲击能尽快被抛在脑后。

第一财经：你认为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应该放缓甚至停止紧缩进程吗，因为乌克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Ken：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问题，因为我们都面临着另一次通胀冲击，但我们也面临着欧洲经济衰退的前景。欧洲能源价格的上涨令人震惊。除非我们能迅速解决这场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经济衰退的风险；这使得央行行长们的道路更加艰难。话虽如此，如果我是美联储，我会按照预期进行下一次加息。市场对此有所预期，这将有助于降低通胀预期。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但如果我们看到这场冲突在世界各地继续带来负面经济影响，我们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可能是滞胀，对任何央行来说，这绝对是最糟糕的噩梦。我们可能会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第一财经：Citadel在疫情这两年表现强劲，表现优于同行。据我所知，Citadel是一个多策略基金。请您向我们解释一下，多策略是什么意思？

Ken：过去两年，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应对疫情的影响。我们发现，这给全世界投资人带来了难以置信的挑战。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策略中配置我们的资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多策略基金，无论是商品交易、固定收益证券、股票、衍生品，我们投资于非常广泛的各种金融工具和资产。因此，我们处于有利地位，既能从多元化投资中获益，又能将我们的资本投资到存在最佳机会的地方。这为我们带来了非常成功的两年。

第一财经：Citadel既有基础研究也有量化战略。那么，你是否预计未来量化投资将超过基本面投资？

Ken：Citadel在使用软件、预测分析和量化投资技术方面有着非常深厚和丰富的传统，这些技术可以追溯到Citadel的起源故事。它们在我们如何分配资本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我看来，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没有什么比我的同事们的判断更重要。我们的量化战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但在我的一生中，全球资本还是由深思熟虑、谨慎的个人来管理，他们真正在思考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正在出现的，以及什么将改变世界。

第一财经：你认为有一天计算机会比人类更擅长投资吗？类似于计算机在国际象棋方面的优势？

Ken：计算机化交易或量化投资在短期投资组合的交易和信息的使用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些信息的速度非常快，比人类通常能够消化或理解的速度要快。但这更多的是交易，而不是投资。投资、思考下一个阿里巴巴、下一个腾讯、下一个苹果、下一个英伟达，这需要对业务、商业模式、竞争优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在未来几十年里，计算机是不可能拥有这些东西的。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我们的金融市场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有判断力和智慧去认识到什么是新的，什么将改变世界，什么将创造价值，这些都不属于量化投资的范畴。

第一财经：你认为人参与量化投资有多重要，比如30%、40%或50%？

Ken：这取决于策略、长短、你将拥有一项资产多长时间以及你正在交易的资产类型。比如在美国有一个股票，但大部分劳动力都在乌克兰。今天，你的以计算机为导向的交易系统不会理解它对公司的风险，因为他们的员工不能再去工作了。我们离计算机理解这些风险因素并在这样的时刻做出正确决策的时代还差得很远。

第一财经：中国监管机构现在对量化投资正在发布越来越多的法规。那么，你如何从全球角度看待这一趋势呢？平衡在哪里？

Ken：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都非常关注市场准入的控制。现在，在中国，量化投资领域管理的资产迅速增加。我们还看到，这些公司中的一些最近在业绩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我认为监管机构在向散户投资者销售产品时一直非常担心。散户投资者了解他们投资的风险和回报吗？鉴于量化基金更难理解，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都在思考，“是否进行了适当的披露？”，“我们的投资者是否能够就这些基金的资本配置做出真正明智的决定？”。因此，在任何快速变化的投资领域，监管机构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代表和保护，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赞赏中国监管机构专注于这一领域，这一领域管理的资产增长非常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