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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在地狱眼前是天堂:民间登山队登顶拍摄《珠峰队长》

第一财经 2022-05-04 16:43:33 听新闻

作者:葛怡婷    责编:李刚

“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好的雪山,那么多的资源。如果当地的原住民和孩子能够有机会学习,从事高山向导等工作,那就能带动更多的人走出大山。”

每年的五月,正是冲顶珠峰的好时节。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爱好者总会在珠峰脚下相聚,等待时机向世界第一高峰进发。

2019年,15名中国攀登者从尼泊尔境内南坡出发,提前大部队约一周的时间,在5月15日实现全员登顶,避开了后续的“珠峰大堵车”。

也是在这一年,登山热潮令攀登珠峰人数创下新高,在“希拉里台阶”等危险路段出现拥堵,十余名登山者在途中遇难。

回望这段历程,带领中国民间登山队登顶的队长苏拉王平仍然心有余悸。他向第一财经回忆,下撤到洛子壁的时候,一块电视机大小的落石滚落,距离他不到五米:“从上千米的地方掉下来,像炮弹一样,一旦被砸中,那肯定是粉身碎骨。”

这支成功登顶的队伍里,7名队员身兼高山协作和高山摄影师双重职能,在极寒环境和高海拔地带,从启程开机,记录了途经“恐怖冰川”、洛子壁、几大珠峰营地,直到最后冲顶的惊心动魄。带领一支中国攀登队登顶珠峰,拍一部完整、真实的珠峰纪录片,这是苏拉王平一直以来的梦想,在团队的协作下,终于得以实现。

苏拉王平出生在雪山脚下,有着二十多年登山经验,攀登过国内外多座雪山。2003年成立民间登山组织,带过上万名登山爱好者,见证了民间登山运动在中国从无人问津到兴盛的历程。一切都在良好的势头上发展,直到新冠疫情爆发。

这三年,苏拉王平没有再攀登珠峰。投入大量心血和资金拍摄完成的纪录片《珠峰队长》,也因为疫情的反复而不断调整发行策略。在这个艰难的五一档,《珠峰队长》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超前点映,截至5月4日14时,累计获得87万票房。由于北京、上海等票仓城市影院继续关停,影片发行方大象点映向第一财经透露,原定5月13日的公映日期将再度延后。

身体在地狱,眼前是天堂

很多登山爱好者,会将阿坝州黑水县的三奥雪山作为自己人生中第一座雪山。苏拉王平就出生在三奥雪山脚下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寨。

2001年,一群中国攀登者来到三奥雪山进行登山考察。苏拉王平熟悉地形,有着不错的体能,而且读过书能与外来人沟通,他被选为背夫,帮攀登者们背高山帐篷、睡袋、路绳等登山装备。这次偶遇,让苏拉王平开启了攀登之路。“我每天都能看见那座雪山,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到达它的顶峰。”过去,村里人的经济来源就是种地、放牛羊和挖草药。了解这项运动后,苏拉王平意识到,在保护好雪山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更好的开发,让当地人拥有更多选择。2003年,他创立了民间登山组织川藏登山队,团队成员是一同在雪山脚下长大的伙伴。

彼时民间登山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人还不理解这项既花钱又危险的户外运动。“说什么的都有。在家里待着好好的,吃饱了撑的,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是不是疯了。的确是很辛苦的,苦得要命,又有风险,还要花很多钱。”最开始的几年,川藏登山队连年亏损,直到2008年前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更多人开始理解和接触这项运动,登山队的业务也热闹起来。

民间登山运动在西方已有上百年历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较为短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今天,不过才三十年。苏拉王平经历了其中的关键阶段,也注意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户外运动爱好者不断变化的精神追求和消费理念。

他们最早是跟着导游去风景区,后来开始拉着箱子自由行,后来又成了背包客,去探索、徒步,这几年又开始流行马拉松、越野跑。苏拉王平观察到,当一个人喜欢旅行、徒步和自驾,看到的美景越来越多,对自己的体能很有信心的时候,对雪山的憧憬就会越来越强烈。当他完成人生中第一座雪山的攀登,就想要攀登第二座。登山爱好者会想方设法抽出时间,甚至加班加点也要把假期空出来,只为一次攀登。

“大城市里车水马龙,大家会感到烦躁,需要释放工作压力。很多人走进高海拔地区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空气很好,风景很好。他会爱上这个地方,每年都盼着有一两次机会出来攀登,过程中会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相互鼓励,互相关心,一起圆梦。他会觉得这是最开心难忘的时刻。”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苏拉王平说,在雪山上,人们不聊工作,就聊雪山,山上也没有信号。从进入成都开始,到藏区,看到山山水水,接触到的高山向导也都非常淳朴、简单,心情就不一样了。”

一些山友告诉苏拉王平,每次出发前,他们晚上做梦都会因为这件事而激动:”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一个成年人兴奋到这种地步。”更重要的是,攀登雪山可以看到无比壮阔的自然风景,尽管高海拔总是意味着承受痛苦:“我们常说,攀登雪山的过程,你的身体可能在地狱,但是眼睛一定是在天堂。你付出的越多,看见的风景越美。爬得越高,就能看见很多人一辈子看不到的景色。”

攀登者的珠峰梦

可以说,几乎每个登山爱好者心中都有一个珠峰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实现它。不同于其他雪山,珠峰意味着更多危险,甚至可能面临死亡威胁。无论是对带队者还是攀登者而言,都是一次体能和心理上的巨大考验。从《珠峰队长》中能看到,攀登过程中会途经死难者的墓碑,甚至亲眼看到遇难者的尸体,这些不断提醒着攀登者:“爬珠峰是会死人的。”

此外,攀登珠峰的费用也相当高昂,大约在35万至45万,很多人为此做了许多年准备。影片中,一位山友卖掉了一个小店甚至借钱过来攀登:“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因为你回来还得使劲挣钱。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这是他一辈子必须实现的梦想,无论如何都愿意为之付出。”苏拉王平说。

带领一支中国团队攀登珠峰,也是苏拉王平十多年来的梦想。在不惑之年,他觉得自己无论是体能、心理还是组织能力都为这场攀登做好了准备。2018年,苏拉王平带领六名登山队员成功登顶世界第八高峰马纳斯鲁峰,为攀登珠峰做准备工作。2019年4月8日,苏拉王平作为队长,带领15人从成都出发前往尼泊尔,历经四十多天成功登顶珠峰,安全返回。

这支珠峰队伍中,有7名队员是资深的登山向导,身兼高山摄影,另8名则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普通白领、企业经营者等,在攀登珠峰之前,这些普通队员都有至少三到五年的攀登经历,攀登过八千米以上海拔的山峰。他们是普通人,也是多年的登山爱好者,攀登前,必须做足体能、技术、装备、心理等准备工作。

目前攀登雪山有阿尔卑斯式和喜马拉雅式两种方式。阿尔卑斯式攀登通常是小规模的团队,自主完成营地的建设、技术的使用、线路的规划,目前国外攀登者更多选择这种方式。由于登山运动在中国发展较短,大多数攀登者还是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团队协助。作为队长,苏拉王平需要对所有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在不确定的极端环境中做出事关生死的决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对窗口期的判断和提前登顶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一旦遇到后来的堵塞,不但有可能没时间冲顶,风险指数业将倍增。

攀登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队员险些滑坠,也遭遇了落石,全员登顶和安全回撤非常不易。苏拉王平觉得,不能用“挑战”去形容攀登珠峰这件事:“在自然面前,我们比蚂蚁还小。我们没有办法去挑战它,更多是敬畏自然,敬畏珠峰。我们能够顺利登顶,安全下撤,是因为珠峰接纳了我们。在山上是要靠运气的,否则遇到雪崩,或者被落石砸中,准备工作再充分也不可能成功。”

苏拉王平向第一财经坦言,攀登珠峰的经历无疑是他登山生涯中迄今压力最大、风险最高的一次,特别是山顶落石让他瞬间紧张:“那么陡的冰壁上,被一根绳子牵引,你跑不掉,往上看是一片大雾,不知道有没有更多落石下来,那感觉就像是在等死了。”但也正是这次经历,给了他在后来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勇气:“回到现实生活中,一切困难都不是大问题。我没有生命危险,也不用对别人的生命负责,砸锅卖铁,大不了从头再来。”

世界最高峰,只有一个

苏拉王平一直觉得,语言无法描述攀登雪山的惊险过程以及沿途的壮阔美景,唯一的方式就是用影像记录。

不过,专业摄影师通常并不具备高海拔攀登经验,很难在恶劣地形和气候下完成拍摄,于是,他和川藏队团队成员观摩国外纪录片,自学镜头语言和拍摄技巧。如今,川藏队内有近十位可以在高海拔雪山攀登中拍摄的高山摄影师,还有4名无人机航拍手。从DV拍摄到专业摄影机、无人机拍摄,多年来,他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

2019年攀登珠峰前,苏拉王平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把这次攀登过程搬上大银幕:“世界最高峰,它只有一座。我们想让更多普通人能够了解珠峰,看到珠峰上的美景,更了解登山这项运动。即便一辈子去不了珠峰,他们也能够获得攀登珠峰的体验。”

在高海拔地带,电池耗电量特别快,几名队员除了背负足够的氧气,还要额外背负几十块备用电池,全程负重近八十斤;摄影设备在低温情况下无法正常工作,需要24小时贴身,他们需要将机器揣在胸口。除此以外,他们还需冒着双手被冻伤的风险,精准操控无人机。此次拍摄中,无人机最高起飞海拔达到了8800米。可以说,《珠峰队长》是这群民间高山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拍下来的。

未曾想到,2020年后,疫情持续肆虐,川藏队的登山业务大范围收缩,失去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公司的压力非常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游客出不来,因为医疗设施欠缺的缘故,山区里对疫情防控的要求也更高。我们已经熬了三年了,有时候真的感觉有点熬不下去了。”苏拉王平坦言。

与此同时,《珠峰队长》的前期拍摄筹备和后期制作几乎耗尽了他此前的所有积蓄。他也清楚知道,纪录片受众面较窄,靠票房回本,压力很大。“之所以还在坚持,我想还是因为攀登本身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经验告诉他,一座雪山可以带动山下村庄的经济,解决原住民的生活问题,雪山下的老百姓可以开民宿,当向导,有更多的收入来源。这也是他为此坚持的原因之一。他一直在为疫情结束后的复工做准备,加强团队在专业上的培训。今年是川藏登山队成立的第十九年,登山队最初仅有7名队员,如今已有接近60名高山向导:“他们过去都是放牛的娃娃,农民的孩子,近二十年的经验,让他们成了非常优秀的高山向导。”

“疫情带给大家的影响已经快三年了。对登山爱好者影响也很大,这么久没出来,一定也憋得不行了。等疫情过去,大家可能首先还是得努力工作、挣钱,有钱了才有时间出来运动和登山。所以对我们来说,即便疫情过去了,还会有一段时间的后遗症。”

他对登山运动的前景仍旧抱有乐观态度,认为中国登山群体正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对这项运动产生兴趣,疫情过去,一定能够发展得很好:“今年冬奥会,国家也大力推动冰雪运动……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好的雪山,那么多的资源。如果当地的原住民和孩子能够有机会学习,从事高山向导等工作,那就能带动更多的人走出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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