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农村到柏林红毯，他用慢电影找回童年与自然

多年前，在新疆北部农村的屋顶上，景一常常一躺就是一下午。那个自由无拘的男孩，晒着太阳，嚼着果干，目光越过村庄投向天山轮廓，幻想远方究竟有什么。

2025年，当青年导演景一凭长片首作《植物学家》在柏林电影节拿下“新生代儿童单元”国际评审团最佳长片时，似乎抵达了童年躺在屋顶上想象的远方，“只是没想到这个远方有这么远”。

从第46届开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单元特别提及奖和最佳亚洲电影奈派克奖，到第49届香港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华语）单元最佳导演奖，《植物学家》接连斩获多个奖项。4月14日，该片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

这部诞生于新疆北部山谷的影片，以细腻悠长的镜头和沉静的节奏，讲述一个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阿尔辛与植物世界之间隐秘的生命连接。景一将那些几乎要随风而逝的童年与乡愁、寂寞与对远方的想象，制作成一部带有他个人情感记忆的电影，唤起人对自然、对土地的柔软内心。

景一的电影之路，始于父亲在镇上开过的一家租碟行。他家的院子里，曾架起村里第一台VCD和柱式音响。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部港产恐怖片的A面在机器里转动，画面阴森，吓得八九岁的他爬上苹果树，又翻上屋顶。

在新疆农村，家家户户连成片的屋顶，是景一童年的游乐场和眺望台。这里安放了他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力，也安放了很多少年时期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

“我小时候的生活，就像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里写的，很多时候是在看云、在树底下坐着度过的。”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景一说，他的童年常常在屋顶一躺就是一下午，双手插兜踢石子过街，少年时和暗恋的女孩偷偷去看一棵废弃房屋里的植物。这种缓慢而无目的的生活节奏，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植物学家》的呼吸节奏。

2014年，景一第一次离开新疆，去杭州求学，在高楼大厦间感到一种割裂，身体也经受着疲惫考验。“我要坐三天两夜的火车先到达上海，再转车，几乎用遍所有的交通工具。”密集的高楼取代了开阔的视野，一种复杂的情感在他内心生长：既是对新世界的向往，也是对“回家为何如此之难”的困惑。

这种“既扎根又流动”的生命状态，后来被一位观众精准地描述为他电影的内核。为了拍摄电影，景一返回家乡做关于植物的田野调查，他偏爱电影中那颗从山间坠落的松果，顺水漂流，不知将在何处靠岸、重新扎根。他就像那颗松果，从新疆的村庄漂流到杭州，又因为电影，漂流到柏林、巴西领奖，抵达童年未曾想象的远方。

《植物学家》的诞生，始于2022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创投会。景一记得，当时他站在台上，陈述这部仅在自己头脑中的电影，讲得既焦急又迫切。

他回忆，或许就是因为那份赤诚与不安，打动了一些人。文牧野导演的梦将军影业给了他第一笔现金奖励，随后剧本经由文牧野到了毕赣导演手中，又递到制片人单佐龙那里。2023年8月，《植物学家》开机。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像一个赌徒”，仿佛赌上青春，去博一个未来。

电影在新疆北部的山谷村庄开机。条件艰苦，洗澡需要用木板搭棚子，拿水瓢舀水。剧组许多伙伴在村里一待两三个月，住着帐篷，每逢深夜大风，都是挑战。在质朴甚至原始的环境中，电影缓慢而坚定地生长着。

《植物学家》里，既有小孩又有动物，拍摄需要极大的耐心。景一从当地学校选来毫无表演经验的哈萨克族男孩叶斯力·加和斯力克，男孩把他当成哥哥，相当信任。但有时一个镜头拍十多条，小演员会郁闷：“你不是导演吗？你们不是厉害得很吗？为什么拍这么多遍都过不了？”这份真实与信任，最终让叶斯力摘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的最佳男演员奖。

景一强调，《植物学家》不是一部纯粹的少数民族电影。他带着祖辈南方汉族的家族印记，在新疆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土生土长。他选择用哈萨克语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让大家感受这个语言本身的美”，就像植物学家的工作，不仅是分类，更是保存差异。

电影中，男孩阿尔辛与汉族女孩美玉的友谊、哥哥对上海“好是好，就是太偏僻了”的复杂感叹，都超越了简单的田园与都市的对立，呈现出普世的人类情感：对陪伴的渴望、对离别的感伤、对自身归属的寻觅。

他选择如今罕见的4：3画幅拍电影，正好是新疆给他的视觉感受——山高水长、天地辽阔。4：3收缩了两侧的视野，却强调了高度，如同一个孩子蹲下来看世界：树很高、天很高、山很高。这种画幅也带来一种私密感，如同一本视觉日记，盛放一个孩子幽微的内心世界。

在一个被短视频、快节奏叙事主导的时代，拍摄这样一部安静、缓慢的电影，仿佛是对抗时代焦虑的一种方式。

影片中几乎没有强烈的冲突。男孩总是日复一日在草原上行走、眺望，他在溪边捡石头，在荒废的教室看植物，与一匹会说话的马（源自哈萨克族的神话传统）对视。景一相信，电影院“也许是能给一些人带来安慰”的地方。电影的魅力或许就在于，它不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一种感受的场域。“逼你去听那些平时听不到的声音——风的声音、树叶的声音、一个孩子沉默时心里的声音。”他希望，这个故事从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出发，但能调动每个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

戴锦华教授评价这部影片“在现实中稀缺的自然之美与纯真记忆得以封存”，而顾晓刚导演则用“极致美丽又浪漫”来形容。

从新疆偏远农村的屋顶到柏林的红毯，从FIRST创投会上焦虑的陈述者到带着作品走遍世界的导演，景一完成了一次漫长的迁徙。他用电影这门艺术，将自己的童年寂寞、对故土的眷恋、对植物静默力量的领悟，以及对不同文化之间“和”的信念，制作成一部光影标本，留给这个喧嚣时代。

对话景一：植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第一财经：《植物学家》拍出了人类与植物、自然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说，能拍好儿童电影的人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在观众反馈中，有哪些让你觉得不一样，甚至超出了你拍摄初心的部分？

景一：最让我意外的是，很多观众在看完电影后，真的会去寻找、分享自己和自然、植物相关的生命经验，长篇大论地分享感受。虽然电影的故事是从小孩的内心世界出发，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对生命的独特理解，观众会在时间的流动中更充分地调动自己的感受。

我很荣幸一部电影能被看见，大家把自身的生命经验或对自然的思考注入其中，构成对影片丰富的印象。无论是从未接触过艺术电影的观众还是影评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像儿时认识第一棵树，我们就是触摸它、感受它，而不是带着那么多知识和目的。

有观众说，看完电影有种“既扎根又流动”的感受。这特别准确地描述了我的成长：我出生在新疆，然后不断去往城市、世界各地。我像一颗松果，顺着河流漂流，可能在某个岸边停下，重新长成一棵树。

第一财经：这部电影对部分观众可能有挑战，它的节奏比较慢。在追求快节奏的今天，你觉得“慢电影”的魅力是什么？

景一：对我而言，我的童年就是这样的节奏。今天的生活，无论是短视频还是快节奏叙事，都强调效率和强目的性。但拍摄这部电影，我从植物身上得到的启发是：植物从不强迫人，侵略性少，它就在那里。你观察或不观察，它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今天在城市中，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即使在办公室也会照料一盆植物，进入安静感受美的时刻。我希望电影能带给大家这样的感受和思考。

第一财经：拍这部电影时，你花了大量时间做田野调查，是否重新梳理了自己与童年、与自然的关系？这部电影里有很多人的离开，比如哥哥、美玉，他们都离开寂静的村庄，去往大城市。这种告别是轻飘飘的，没有惊天动地，但显得更加孤独，是否和你童年的感受有关？

景一：肯定有。电影里不仅有小男孩，也有哥哥、叔叔、老人，他们像植物不同的生长阶段，或一个家族在不同时代的境遇。我小时候的家在村头，坐在房顶能直接看到天山，从小就会想象远方有什么，有一种莫名的、说不上来的寂寞感，想象力被放置到很远的地方。所以电影里除了现实，也有想象的部分。比如那匹马，在哈萨克族的神话传说中，动物是会说话的，这安放了我从小对远方和未知事物的想象与好奇。

关于离别，电影里用了一些圆圈的意象：阿尔辛和美玉玩耍时的转圈、舍不得她离开时的转圈、夜晚围着树转圈、哥哥从乡村到城市的漂泊……以及电影结构上开头和结尾的老者，也是一个圆圈。这像泉水的波纹，映照出人生的不同层次，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扩大。这也是电影从一个小孩的视角向下扎根，试图呈现更完整的感受与思考。

第一财经：看《植物学家》很有伊朗导演阿巴斯的感觉，电影的作曲也来自经常跟阿巴斯合作的伊朗作曲家裴曼·雅茨达尼安。

景一：我们都对人在景观中的境遇有相似的关注倾向。不仅是阿巴斯，包括土耳其导演锡兰，以及我很喜欢的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他们的电影不仅关注人，也关心人在环境、风景中的表达。这些电影史上的杰作是我们年轻创作者创作的源泉和努力方向。

第一财经：是什么启蒙了你的电影梦？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带有新疆印记的导演吗？

景一：我八九岁时就通过租碟看了大量港片和好莱坞商业片。上初中后，我才发现有些电影能震撼心灵、让人流泪。那时我觉得，那些在房顶无法安放的感受和情绪，似乎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比如《霸王别姬》、库斯图里卡的《地下》等电影，让我觉得“电影居然能这样拍”，直击人心，算是种下了种子。

我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我出生成长在新疆，但父辈是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新疆对父辈意味着新的土地，这里有多个世居民族。从某种角度看，我也属于这里的少数派。我带着父辈和自身的印记在这里土生土长，与各民族交流，自然会形成一种既是新疆的一部分，又带有我个人特点的感受。

第一财经：你的电影里有一些超现实的魔幻元素，比如会说话的马。

景一：这也是一种影响。往上追溯，整个中亚文学都深受《一千零一夜》等传统的影响。在多民族聚居、文化交织的地方，会产生独特的思考方式。我相信未来新疆产出的电影，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时刻，每个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