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财政支持消费发力，稳定经济大盘

货币政策在前拉、财政政策在后推，稳经济正在配置最强政策组合。

为贯彻落实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近日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工作视频会议，明确从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释放内需潜力、保障基本民生等八个方面精准施策，积极落实国务院提出的33项稳经济政策。

33项稳经济政策中，其中有24项直接涉及财政部门的职责，且这24项中或直接或间接都与消费相关。无独有偶，央行最新报告明确，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财政金融政策，在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方面做了大量功课，如地方政府专项债要在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降准降息支持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等。最新数据显示，5月制造业PMI为49.6%，环比上升2.2个百分点，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

这些积极因素来之不易，但人们容易将其误认为是投资的托垫效应；其实，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偏误，财政支出本质上是与居民消费并列的政府消费，财政政策的立足点和归宿点基于消费策略，而非投资策略，投资回报不是财政支出所追求的。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反映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而这正面看是需求收缩，背面则是产能过剩，继续溯源会发现源自在收入分配环节上的系统性扭曲操作，即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间分配失当，扭曲居民部门支出结构。这警示将更多财政资源消费到投资品市场，会加剧经济体系三重压力。

那么，国内投资乘数究竟多大？目前没有一个公认答案，但共识是投资乘数已到临界值附近；而财政资金的消费乘数则呈边际递增态势。如有研究机构认为，消费乘数是投资的3倍以上。

消费乘数确实优于投资乘数，因为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消费，产业链供应链疏关通卡是为了服务最终消费。目前经济的症结所在是有效需求不足，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破解经济三重压力的关键。

可见，经济内生活力的关键是如何将积极财政政策的落脚点放在消费上，即一旦在最终消费领域践行积极财政政策，市场信用创造将从消费市场传导到供给市场。从财政刺激迂回周期看，刺激消费比刺激投资的迂回周期更长，给市场带来的信用创造空间更大。

财政政策如何在消费端发力？这需遵循人的行为规范，即不同阶层对日常收入的安排都有一个独特的心理账户，以将其收入分配到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马斯洛五大需求领域；而收入变化会引发行为经济学的禀赋效应，即人们对损失的敏感高于收入：一旦收入下降或购买力贬值，损失效应会使人们压缩高阶位需求，增加安全需求的占比。

这也意味着不同人的消费弹性不同，所带来的信用创造周期也不一样，但基于最终消费刺激的信用创造，会引导资源流入到能够产生有效投资的领域，从而提高有效的信用创造，避免产能过剩和有效投资不足。这是财政资金直接花在投资市场所难以比拟的。

为此，短期看，发挥数字人民币可追溯的功能，基于恩格尔系数确定不同收入阶层，然后确定精准的财政补贴和红包等支持最终消费方案，有助于最大化财政支持消费的消费乘数效应；中期需财政预算更多向公共民生倾斜，完善社保福利体系；长期则是推动收入分配制度和税制改革。

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稳定经济大盘，关键的抓手是通过财政支持消费发力，纾缓需求收缩，改善市场主体预期，为市场主体拓展市场可行空间，盘活经济内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