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厚植战略人才成长沃土

（本文为一财号独家首发文章）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指明了我国战略人才力量的构成方向，也提出了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浪潮的到来，世界各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愈发激烈，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冠疫情等环境因素的变化带来了不确定性，在上述背景下我国亟需通过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实现全球人才资源的配置，赢得新一轮全球人才竞争。上海在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中肩负着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战略重任，在构建新时代人才发展战略布局中发挥着“头雁引领”关键作用，也是我国参与全球人才竞争的重要支撑，在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宏伟进程中，应围绕强化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积极构建高水平人才成长梯队，加快形成富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人才竞争优势，助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探索持续性和周期性的支持机制，培养和造就战略科学家

战略科学家是战略人才队伍中的将帅才和灵魂人物，在短期内难以定向培养，而是需要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成长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给“战略科学家”下过定义: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从“863计划”到“973计划”，再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便是战略科学家成长的土壤，战略科学家的研究项目绝不是“短平快”的，而是具有开拓性、周期长、耗资大的特点。例如“中国天眼”项目，南仁东和团队光选址就用了12年时间，整个项目经历了20多年。而当前上海科技创新项目资助周期较短，一般为2年左右，缺乏对基础性研究、开创性研究持续性和周期性的支持机制。

建议在重点研发计划和未来产业发展谋划中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核心作用，为准战略科学家创造宽松稳定成长环境，延长基础性研究、开创性研究项目实施周期，完善科研管理办法，充分考虑项目的创新和成长潜力，突破仅按照论文数、影响因子等传统方式对项目进行考评，建立宽容失败机制，鼓励创新、允许试错。例如，日本在2020年推出了“强化研究能力和支持青年研究人员综合措施计划”，其举措之一是提供以青年研究人员为中心的挑战性研究资助，设立最长10年期的创发性研究支持项目，每年为700至1000人各提供约100-200万人民币的研究经费。

二、充分激发用人主体作用，形成战略人才蓬勃发展的动力源泉

从国际经验来看，企业作为市场中的关键用人主体，在科技研发和科研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范内瓦·布什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战略科学家，同时曾拥有企业家的履历，在其至今仍影响着美国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研究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提出“为了确保大学和私营企业研究机构有足够的人才，国家研究机构不能同大学和私营企业抢人才。”例如美国NASA作为主导美国科技发展的政府机构将大量的科技计划项目交给了大学和公司的研究机构，在企业高度参与科技研发的背景下诞生了一系列如SpaceX，Google等的科技巨头公司，也为硅谷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奠定了基础。

上海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经济产业实力和城市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同时“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支持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伴随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加速推进和G60科创走廊的建设，各类战略机遇叠加加速推进了优势科研力量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上海的集聚，为战略人才成长提供带来了巨大的势能。上海拥有一批国家级科研平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应充分发挥科创园区、企业、平台作用，为科创人才成长搭建高水平平台，联合集结各类科研优势组织形成产学研协同人才培养力量，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搭建产学研融通、全方位支持的“战略科创人才培养通道”，推进关键技术的攻坚和突破。同时，以开放的态度积极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构建，在国内大循环中发挥区域带动引领作用，更在国际循环中充分发挥影响力，加快形成国际高水平人才资源优势。

另一方面上海要借鉴国际经验支持科创企业积极参与上海市及国家重点项目申报，并针对立项科创企业制定科研经费抵税的税收政策，完善企业专利保护制度。例如欧盟最大的科研创新框架计划“地平线2020”资助了一系列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全球创新中小企业，截至2017年该项目为企业，特别是总小企业提供了超过1700万欧元的风险金融投资，共支持15000多个项目，总计266.5亿欧元，其中近37.9亿欧元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参与社会挑战和领先使能及工业技术领域。同时上海要重点向科创企业提供资金、平台、政策等资源支持，鼓励企业自设科技研发项目，通过全球大赛和全球论坛等多元路径吸引和培养领军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团队。

三、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强化战略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的“源头活水”，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主要渠道。截至2020年，作为国民教育最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已累计为国家培养输送1000多万高层次人才。2019年，全国139名新晋院士中，90%以上在我国境内接受过研究生教育，近80%由我国境内高校和科研院所授予最终博士或硕士学位。而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人才选拔过程中最直接的“伯乐”，导师可以通过研究生培养过程识别出具有科研潜力的潜在战略人才，同时在准科学家的培养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异化的师生关系、缺乏自由性的课题选择、高试错成本和繁重的考核要求让学生不敢冒险选择前沿性、突破性和创新性的课题进行深入展开，被束缚的成长环境抑制了研究生的创新热情，也促使部分青年人才选择出国深造。

上海具有丰富的高校资源，其中重点高校分布仅次于北京市，全国排名第二，高校也成为了上海优秀青年人才的重要蓄水池，如果能充分激发在校青年人才特别是研究生的研究热情和创新活力，将为上海战略人才力量注入持续不断的新鲜血液。首先，积极探索在高水平大学研究型本科建立本科生科创素养培养机制，基于专业基础知识，确保在得到适当指导基础上赋予学生结合兴趣爱好大范围、大跨度选择感兴趣课程的自主权，增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的培养和考核。其次，建立导师推荐奖励机制，鼓励导师支持学生做一些突破性、创新性的研究，对于具有成长潜力的突破性研究适当放宽考核要求，对取得学生创新性研究成绩的导师树立典型案例进行宣传，给予物质奖励和公开表彰。再次，发挥一流高校作用，通过学分互认、校友推介等多渠道面向全球招募优秀博士研究生，同时加大对具有关键领域研究和从业背景留学生的考察和选拔。最后，建立“青年人才数据库”，通过大数据手段对青年人成长路径进行动态追踪，及时挖掘和选拔出具有成长潜力的科创人才和团队。

四、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畅通卓越工程师培养路径

当前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主要集中在本科以上层面，缺乏职业教育层面的选拔和培养通道，职业院校擅长培养动手能力的技能型人才，而研究型高校培养的是缺少实践经验的理论型人才，优秀的工程师是需要二者皆有的复合型人才。建议可以在部分大学工程专业试点，提升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贯通的水平，通过导师选拔、理论考核等综合考评的模式招录优秀职校学生进入本科学习，着力打破职业教育层次的“天花板”，延伸职业人才选拔和培养价值链，助力我国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深入推进校企融合，一方面为“专精特新”企业工程师提供深造机会，通过校企协同对“卓越工程师”进行定制化、精细化、专业化培养；另一方面，将校外实践资源引入校内，提升实训培养质量，通过共同搭建综合实训基地、搭建多元化平台、师资能力提升等方式提升高校实践教学能力。同时可以引入“华为认证”、“思科认证”等具有标杆效应、市场广泛认可、跨领域、多技术融合的企业认证作为考核，提升考核的实操水平和市场化水平。

五、对标世界一流，营造极具引领性和吸引力的创新氛围

上海应充分发挥世界级“增长极”的战略作用，积极引领全球人才流动和国内人才大循环，对标国际人才标准，吸引全球人才要素资源的集聚，同时发挥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支点作用，联合区域力量合力构建人才要素高效集聚和自由流动的发展格局。建立人才跨区域、跨国界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同时发挥带动效应面向全球吸引青年科创人才的回流和集聚。

另一方面，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为人才成长塑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选拔、使用、评价、吸引、激励、流动制度规范和政策保障体系建设，围绕人才成长规律制定系统化、精细化和科学化的支持机制，为人才创造富有挑战和创新机遇，充满学术活力的成长“软环境”。另一方面，大力培育青年人才科学家精神，弘扬老一辈科学家优秀品质，加强对心怀“国之大者”优秀科创人才的表彰和奖励，形成“爱才敬才”的社会氛围，激发青年人才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激励青年人才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国际人才集聚及中国战略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姚凯系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才理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