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牛需要具备哪些因素？

长牛拥有坚实的基本面作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步入2000年之后，中国的GDP实现了高速增长，GDP全球占比不断攀升，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对标国际发达国家，我国经济体量无论是在体量上还是在增速上都是一大亮点。从体量上看，自2000年以来我国GDP总量不断赶超发达国家，在2010年GDP总量赶超日本，成为国际第二大经济体。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我们经济总量又增长3倍，从30万亿元增加至100万亿元。从增速上看，2000～2014年，我国GDP增速始终保持在10%之上的增速，2014年以后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维持在6%以上的水平，在全球经济大国中依然处于最前列。目前我国GDP总量占比全球份额达16%的水平，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

我国消费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推动相关企业长期受益。1992年我国食品类消费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超过了50%，到2016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30%以下。衣着服装类的消费占比也从14%降至8%。与此同时服务类消费的占比则不断提升，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的消费占比均有提升。如果根据细分项目对消费项目归类，2012年我国服务类消费（其中商品和服务类消费均不包含“居住类”）的占比接近40%，人均GDP和服务消费占比的情况和韩国在1990年前后的情况接近。相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以及接近60%的服务消费水平，我国服务消费未来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庞大的网民数量为科技创新等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过8亿，比欧盟和美国的总人口数量还多，2018年欧盟的总人口数量是5.13亿，美国总人口数量是3.27亿。正因为有了如此庞大的中国自身互联网消费群体，让我们这些互联网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能够在企业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中不断学习、进步、试错，直到最后成功。正因为有这样庞大的网民数量，让我们能够在形成商业模式创新基础上，进而推动相关技术的创新。庞大的市场，为企业创新试错提供广阔土壤，企业可以不断调整产品定位以寻求足够细分的蓝海赛道。

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海量的消费者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是全世界都羡慕的生长土壤，能够使得中国上市公司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是传统的消费、制造、金融地产业，还是新兴的科技创新行业，都拥有巨大的消费需求，“坡道”非常长，尤其是其中优秀的上市公司龙头，也即我们定义的“核心资产”，在行业集中度提升、市场竞争格局优化的趋势下，核心资产类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质量能够不断提升，比如消费品中的茅台、恒瑞医药、格力、美的，制造业中的三一重工、万华化学、恒立液压，金融地产中的万科、中国平安，科技创新中的立讯精密、中芯国际等，一批最优秀的龙头上市公司基本面长期稳定向好，正是股市长牛最坚实的基础。

制度改革为长牛创造了启动条件

过去五轮牛市的起始与终结，均与资本市场制度探索尝试紧密相连。1）1991～1993年牛市起始于涨跌幅限制放开和“T+0”交易制度的推出，改革开放带来制度红利成为市场上行的重要暖风；2）1999～2001年牛市能够走出调整期，源于基本面复苏，以及管理层引入券商、保险、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行情终结于证监会严惩财务造假、“坐庄”等违法违规行为和国有股减持；3）IPO制度亦是历轮牛市转折的关键影响因素，在2005～2007年牛熊切换中尤为明显，“巨无霸”IPO吸血过度，成为市场下行的重要催化；4）2013～2015年牛市不同于以往四轮牛市，是一场配资推动的“杠杆牛”，清查场外配资致使本轮牛市终结；5）除了IPO制度、交易融资监管制度、机构建设制度外，T+1交易制度的确立、再融资和减持制度的收紧与放松、熔断制度的设立与废除等等，都对于资本市场带来过冲击。

新的制度性改革为A股长牛创造新的条件。股市的表现一直离不开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在资本市场制度的探索尝试过程中，我们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如人意的教训，总体来看，资本市场制度在逐步探索、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基础层面制度的建设。如今，股市新的制度性改革层出不穷，从科创板设立、到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再到新三板精选层，从鼓励分红到逐步放开回购的限制，从QFII额度完全放开、到金融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全面取消，从健全退市制度、到完善惩罚措施等等一系列政策方针，制度越来越趋于市场化、合理化。尤其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全面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将在长期带来更多的变化和利好。现在决策层正在努力健全鼓励中长期资金开展价值投资的制度体系，可以预期，未来利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好政策会越来越多，非常值得期待。从中长期来看，十分有利于资本市场中长期估值中枢的提升。

（王德伦为兴业证券董事总经理、兴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