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何平病逝，他是“影界侠客”也是中国电影的重要推手

1月10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发布讣告称，导演何平罹患癌症，突发心梗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消息传来，电影圈一片悲伤叹息。

在中国第五代导演中，何平是极具个人风格的中坚力量。他执导过《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天地英雄》等经典电影，《双旗镇刀客》在国际上获誉无数，被视为中国武侠电影开宗立派之作。

何平既是导演，也是第一批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在华合作的亲历者。他曾策划监制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贺岁片，纵观本世纪初最优秀的华语电影，背后都有他的一分力量。他还是一位演员，曾在《建党伟业》《大腕》等电影中客串角色，参演的电视剧《国家行动》目前尚未播出。

何平担任过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也始终在帮助年轻导演，扶持陆川等新一代中坚力量。他最后几条微博中，不是为后疫情时期的中国电影谏言，就是在为李玉、李睿珺、陈思诚等导演的新片上映卖力吆喝。

导演高群书发文悼念何平，回忆两人在富城花园把酒、在大理拍《国家行动》的欢乐时光，“《国家行动》未播，而你已仙去。大憾。”

电影制作人方励听闻何平病逝，深感悲伤。两人曾数次碰面，寻找合作机会，他欣赏导演对电影的深情与执着，“自他生病，就一直祈祷他能好起来……心情沉重了一整天，怀念何平导演，愿他留在人间的作品会被更多的后人看到，愿他在天堂也是自由、潇洒的。”

演员宁静也在微博发文，感激何平当年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在1994年的电影《炮打双灯》中，何平将镜头对准古旧的深宅大院，讲述封建礼教下被压抑、被禁止的生命欲望。宁静也因这部电影获得第42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从1979年从事电影行业算起，何平的职业生涯已超过40年。他从场记、副导演、编剧、摄影做起，从台前到幕后，一路见证并助推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之路，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一笔不可磨灭的印记。

65岁的何平，带着对电影的无限热爱突然离世，无疑是中国电影界一大损失。

“影界侠客”的导演梦

做导演是何平年轻时执拗的梦想。

上世纪70年代末，当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等导演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时，20岁出头的何平就进入电影圈，拿着一天一块钱工资，从最基础的场记和助理干起。一年365天辗转于各个剧组，什么活都干过。

何平对电影的热爱，多少来自他的家庭。1957年，他生在山西一个电影世家，父亲是上世纪20年代山西戏剧运动的创始人，母亲曾在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中演老梁媳妇，是剧中唯一一位女性。

时任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是第五代导演的伯乐，很善于发掘年轻人才。受吴天明推荐，何平先在《东陵大盗》摄制组担任副导演，又担任《我们是世界》联合导演。

1988年，何平以一部《川岛芳子》开启导演生涯。1991年，《双旗镇刀客》的横空出世让中国乃至世界发现一位影坛新秀。

用电影学者戴锦华的话来说，该片是一部为“西部片”正名的作品，以艺术手法表现出“乡土中国”，是美国西部片的中国版本，“在片头，伴着画面上一片金红金黄的色彩流溢、纵马疾驰的刀客，画外旁白已将其定义为一部中国西部的神话”。

《双旗镇刀客》因为拍摄超过西影厂预算，何平被扣了三年工资。

但另一面，该片斩获第11届金鸡奖最佳美术奖、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奖，入围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何平顿时声名鹊起。

三年后，何平执导的《炮打双灯》同样反响强烈，拿下第1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第42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银贝壳奖与评委会特别奖、第14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等诸多奖项。1995年，他在国际资本资助下拍摄商业片《日光峡谷》，提名第4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2003年上映的《天地英雄》，是何平酝酿十多年的故事，该片与张艺谋的《英雄》一起，对中国电影产业化进行全新探索，拿下4900万元票房，是当年的票房亚军。

何平执导的电影数量不算多，每一部都有口皆碑。但从票房上看却并非一路平坦。2009年，千万级制作的古装战争大片《麦田》上映，仅拿下900万元票房。

之后，何平蛰伏六年，直到2015年，才执导一部讲述北漂生活的《回到被爱的每一天》。该片在多伦多电影节获得“站台”单元荣誉导演奖，却在国内遭遇滑铁卢，上映六天，排片量低，最终仅获168.6万元票房。

2016年10月16日晚，何平突然在微博发布《回到被爱的每一天》的网盘资源，称因为方方面面他不能左右的原因，导致该片排片量过低，许多朋友看不到，“我始终坚持电影是为大银幕观众制作的，可现状的确无奈”。

一位导演亲自分享自己的影片资源，一时引得舆论哗然，也揭示出文艺片在市场上得不到应有关注的普遍困境。就像导演王小帅所说，“这是商业片最好的时代，也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

中国电影的幕后助推者

2020年疫情暴发，影视行业成为重灾区。何平在微博发文呼吁，影视行业停摆，开工率仅1/5，大部分从业者困苦煎熬，寅吃卯粮不是长久之计。“香港同行努力筹措资金开制作，这是真救人救业，咱这地光开会了，开了不下几十个会，开会不好使，下文件、喊口号都不好使，拿出真金白银救制作，救内容才是正道。”

他直言，经历疫情，中国电影业才清醒看到过去膨胀的代价，没有谁敢拿出头部作品救市，也足以看出中国电影业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位置。

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眼里，何平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导演，“他有‘影界侠客’之称，对社会及影视界的不良现象，总是仗义执言”。

何平敢于抨击现实的真性情，一如他电影风格中的豪迈气势。他在电影界曾经的丰富身份，不但决定了他的地位与视野，也决定了他必须说真话。

何平曾担任索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亚洲分部的高级顾问，挑起整个中国大区业务，助力本土电影拍摄。他原以为干三年就可以，结果花了七年。

“那六七年中国电影的成就，都跟我有关系，我很满足。”在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何平曾说，他热爱电影，即便做幕后角色，也乐于把自己的很多想法贡献出来。

他把索尼哥伦比亚比喻为一个国际化的电影超市，任何国家的本土电影都可以放到这间超市的货架上流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中国电影是有推动意义的”。

他引入好莱坞的电影体系，用发行权来进入电影制作，又以开阔视角接触外界，在国际上发行了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电影。

游离在导演身份之外的七年，他放下导演的名与利，竭尽推进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发展，从中获得另一种层面的快乐。

他总说，中国电影最缺的就是人才，因而尤其看重新导演，乐于帮助他们。“我知道导演在想什么，也知道投资人在想什么，他们把双方诉求告诉我，我尽量去满足双方需求”。

他以中国电影工业化体系中首批电影监制的身份，助推出冯小刚、陆川等一批导演，与诸多电影人一起推动整个行业的产业化，“电影工业体系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全部让我们带进来了。索尼哥伦比亚退出亚洲后，经验都留在了中国。”

以“何爷”之名，何平从不吝于直言他所看到的中国电影的问题，是电影圈最敢说真话的人。他会批评张一白和郭敬明像是电影的“产品经理”，也从不吝啬对优秀导演的支持，夸赞《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充满创作勇气的作品，对现实提出残酷的质问，是多年来少见的作品”。

在201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席论坛上，他直言不讳，一些导演在资本面前“缴枪”，只要换一个投资人，导演的风格就换一番，直至放弃自己的个性与丰富性，最终在整个行业里面迷失。他也坦言，中国电影的职业投资人太少，都有一种赌博心态，而不是以长远的目光去陪伴、支持电影导演的成长。

去年7月，在他最后的几条微博中，有两条都是为李睿珺导演的新片呐喊，“都说是好电影，但得不到好的排片、好的回报，好电影就会越来越少。所谓头部电影大多数是用来摧毁好电影的，表象上是提供了产业的好数据，实质上是把观众培养成更低审美趣味的人群，久而久之，电影离没落不远了。”

章柏青一度误以为微博上的“何爷”是另一位导演何群。2016年，何群去世，章柏青感叹再也看不到“何爷”的精辟言论，第二天就接到何平的电话，哈哈笑着说，自己还活着。“他说，死是容易的，活着不容易。”章柏青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