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消费：可以从哪些角度入手？

他山之石：消费如何复苏？

疫情之下，多数地区经济遭受冲击。为了推动消费的恢复，美国、我国香港地区的措施值得借鉴和思考。疫情之下，美国财政快速扩张。在疫情散发的2020年，美国共推出五轮财政刺激法案，规模达到3.8万亿美元，其中1季度约2.39万亿美元。这使得美国财政支出快速扩张，赤字随之攀升。2020年，美国财政赤字达3.35万亿美元，是2019年的三倍之多。

通过转移支付，美国居民收入高增，推动商品消费恢复。长期以来，美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较为一致。但是在疫情爆发后，二者明显背离：美国消费增速大幅回落，居民收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一直高增长。主因在于，美国实施居民救助计划，通过转移支付使得居民的财富并未缩水。而消费之所以回落，主要受疫情防控的影响，尤其是服务消费形成较大拖累。相比之下，商品消费较快恢复，并且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后来随着管控放松，服务消费也逐步复苏。

消费券的发放也是恢复消费的重要举措。疫情散发使得我国香港地区的经济遭受冲击。为了推动复苏，我国香港在2021年6月1日公布了大型消费刺激政策：对于拥有永久居留证的市民分别在8月1日、10月1日发放面值2000港币和3000港币电子消费券。截止2021年底，约有630万人成功申领消费券。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官网，宋铮等学者对2021年我国香港的消费券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他们发现自政策宣布起，消费券用户的每周支出平均增加约200港元，至2021年底共增加约5400港元。也就是说消费券的发放使得居民额外增加支出的规模是面值的1.09倍，其中在非耐用品和服务类方面增加的支出占总支出增量的比重达到57%-63%。此外，当样本限定在政策推出前后消费模式较稳定的“活跃用户”后，消费券带来约4000港元的额外支出，即面值的80%。

从政策的持续性看，在公告期间，消费者支出每周大约增加29.3港元，而消费券发送之后每周增加248.4港元。尤其是在第一次、第二次发放的当周，消费金额分别为600港币和900港币。在两次发放消费券的后两周，短短四周时间的消费增长占了总体消费券面额的一半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政策效果并非替代效应导致，因为这并未减少未发放电子消费券的平台消费。此外，消费券政策还产生了溢出效应，即非消费券用户在电子支付平台的消费也有所增加。

恢复和扩大消费：抓手在哪儿？

当稳增长压力较大时，我国内地也曾积极推出促消费措施，主要集中于家电、汽车领域。对于家电行业，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居民消费低迷，经济增速放缓。为了扩大内需，商务部、财政部于2007年12月提出在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区试点“家电下乡”政策，随后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并于2009年全国推广。同年，家电“以旧换新”和“节能家电补贴”政策也陆续展开。对于汽车行业，2009年，国务院审批通过《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减征乘用车购置税措施，决定自2009年1月20日起，对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的车辆购置税由之前的10%减按5%征收。之后减税力度有所减弱，车辆购置税税率于2010年被调整为7.5%，并在之后恢复至原来水平。此外，还决定开展“汽车下乡”等一系列措施。2009年促消费广泛推行后，在家电行业，空调、冰箱、洗衣机的销量增速快速攀升，直到2012年才开始回落。在汽车行业，2009年汽车销售得到明显提振。这也推动整体消费回暖，2009~2011年均保持着约17%的高水平增速。需要注意的是，在政策退坡后，相关消费品的销量随之下滑，主因或在于促消费政策使得后期居民的需求提前释放。

2015年，随着内需回落，我国汽车市场表现疲弱，这使得车购税减半等相似的政策再度推行。尽管本轮政策对汽车销售的推动仍较为明显，但是效果不及之前。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汽车消费的繁荣往往与居民总体需求扩张密切相关，而汽车优惠政策效果也受此影响。2009年我国地产销售强劲和汽车消费的繁荣较为同步，随后地产需求高位回落，汽车销售增速也快速下滑。2015年地产需求先行扩张，对下半年的汽车销售形成支撑，并且加快汽车政策效果的释放。202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也推出了促汽车消费政策。在全国层面，从6月至12月车辆购置税减半。10月起，全国二手车经销企业可以反向开具二手车销售发票。在地方层面，各地积极推出配套举措，包括汽车限购地区增加增量号牌指标，20多个省市实施汽车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多个省市取消皮卡进城限制。2022年8月1日起，相关地区取消国五排放标准二手车限迁政策。从政策效果看，我国汽车消费短期得到提振，但是随后开始减弱。究其原因，一方面，疫情扰动下，居民消费场景缺失。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受损，叠加地产下行，消费意愿不足。

从近期部委对2023年的工作表态看，我们认为消费受到的支持力度或有所提升。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随后部委层面针对促消费政策进一步表态。去年年底，商务部表示，汽车、家电、家居、餐饮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是消费的“顶梁柱”。着力稳定汽车消费，支持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支持餐饮等行业恢复发展，促进家电家居消费，推动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加快发展新型消费。消费发力离不开资金支持。银保监会表示，鼓励大宗商品消费，为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提供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在财政方面，我们认为对消费的支持力度也应有所提升。一方面，提高消费能力。加大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2022年4月国常会提出，将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以投资带消费。我们预计今年地方专项债额度或在3.75万亿元附近，提前批额度或有所增加。这也意味着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或进一步增加。

中长期角度，《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为我们明确了全面促进消费的方向。对于传统消费，汽车、居住领域仍是重要一环。在汽车领域，通过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释放出行消费潜力。加强停车场、充电桩、换电站、加氢站等配套设施建设。对于居住消费，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促进家庭装修消费，增加智能家电消费，推动数字家庭发展。对于服务消费，在文旅方面，大力发展度假休闲旅游。养老方面，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医疗方面，着力增加高质量的中医医疗、养生保健、康复、健康旅游等服务。此外，促进群众体育消费，鼓励发展家庭管家等高端家政服务等。对于新型消费，可以重点关注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互联网+社会服务”新模式、共享经济和新个体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对于绿色低碳消费，促进居民耐用消费品绿色更新和品质升级，大力发展节能低碳建筑，规范发展汽车、动力电池、家电、电子产品回收利用行业。对于农村消费，推动农村居民汽车、家电、家具、家装消费升级。引导县域引入城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考虑到去年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决策层对经济工作的部署和规划，我们认为接下来促消费政策或从以下方向出发。

在对象上，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为基础，近两年受损较多的领域有望得到更多支持。一方面，去年房地产供需两端承压，今年“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势必得到进一步落实，促进装潢、家居、家电等居住消费提升。另一方面，对于受疫情冲击较大传统消费，餐饮、文旅或得到更多帮扶。此外，符合长期战略规划的领域或将进一步强化。今年以来促汽车消费被部委多次提及，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为了加快促消费政策效果的释放，在结合国内外的经验后，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对于传统消费，去年上海等多个城市通过发放消费券，且以多档“满减”优惠的方式促进家电、百货等消费需求，但是相比我国香港地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提升幅度有限。未来可以取消核销率较低的券种，适当提升优惠力度，提高消费券发放规模。

其次，对于居住消费，房地产的供需承压是主要拖累。鉴于此，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仍需发力，为保交楼贷款、住房租赁贷款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因城施策保障地产平稳运行。我们认为，对于有需求支撑的大城市来说，面对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可以进一步降低房贷利率，释放调整限购政策。对于需求不足的中小城市来说，房价继续调整或才能看到需求端的好转。再者，对于服务消费，释放超额储蓄。过去三年疫情期间，教育、文娱、交通通信等消费规模明显低于潜在规模。主因在于疫情的压制，但是也使得居民超额储蓄提升。未来要提升居民消费意愿，我们认为要推动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政策端可以提高对服务业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提振企业信心，加快消费场景的恢复。最后，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因此，我们认为今年可以适当提升个人所得税减免力度，加强社保补贴，以此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荀玉根为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梁中华为海通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侯欢为海通证券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