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效投资的可选项目，其实俯拾皆是

我谈谈自己对于“新阶段加强基建投资的重点、难点和政策研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我知道确实存在着由来已久的争议。

我理解中央其实已经非常清晰地勾画，“新基建”显然是重点。新基建就是为了要紧紧跟上硅谷开创的世界范围内引领创新潮流的“新技术革命”，一定要跟上“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潮。以数字经济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升级的发展提供硬件支撑为核心内容的这些新基建，中央层面又已给出了七大项重点，比如5G网络，工业和产业互联网，中国已经有国际前沿水平的特高压输变电系统的数字化匹配条件建设，数字化的充电桩系统的建设，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等。这些重点，也一定会跟老基建领域里的一些短板的建设，以及所需配套的建设相互呼应。老基建领域里要做的，也有非常多的非做不可的事情。所以，我过去用过这个说法，现在我认为仍然可以明确表示这样一个认识，就是中国有效投资的可选项目，其实俯拾皆是。

我简单举几个例子。

比如现在北上广深，中国的一线城市，直观上也是高楼大厦林立，很有现代化的气象，但拿北京跟纽约、东京比一下，老百姓收入增长以后要买机动车，所处场景完全不同。北京为什么现在已经是几千个号里才能中一个，才能买上车呢？这是国际笑话了。对纽约和东京查一下，机动车拥有率都比北京高，人家为什么不用采取这样笨拙的办法呢？那就是他们总体的基础设施在“公交系统”这个概念上来说，已有一个托底，有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特别是东京，密度甚高，中心区域轨道交通网跟其他方面的整个连通，还有三到四层的立体化建设，都已到位了，残疾人在几层之间的转换，都不成问题。这样，老百姓有了收入以后，想买机动车就买机动车，买机动车买来干嘛呢？是应急，还有到了周末、到了节假日往外开，去享受生活。北京、上海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自己虽然在加紧建设轨道交通网，但是远远不能形成托底的有效供给，这就是明显的缺陷、明显的短板。

没有别的选择：北京的地铁“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必须建到位，资金不够得用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建，四号线逼出了用港资的PPP，效果不错，16号线又是港资来做PPP，为什么以后这方面不继续更积极地做呢？应该抓紧赶快做。北京现在离国际化大都市在基础性公交系统支撑这方面的差距，太明显不过了——没有别的选择，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去，要赶快把轨道交通系统建出来。北京如此，全国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几十个中心城市，其实大同小异，都得赶快做这个事情，不要再吃北京这样的教训。上海、深圳现在也都面临着北京类似的问题，动不动就塞车。塞车如此严重，必须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解决瓶颈，老百姓以后能够用轨道交通网解决最基本的“出行首选”的问题，特别是大量上班族的通勤问题，那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新境界：你可以让他们买车，但是他们首选是如果住在郊区，早上开到政府规划好的平价停车场，停了车以后进入轨道交通网，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到达目的地，这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条件配套了。我们现在离这还差之甚远。

还有就要说到停车场、停车位。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并不太重要的事情，其实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可以说极其重要：体会体会在北京停车难，体会体会在北京停车难的情况之下政府的逆向操作——还越来越多地画出禁停的线，越来越起劲儿地跟老百姓找麻烦，那是由于有罚款还是有什么刺激？越来越为难老百姓。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方面，瓶颈是越卡越紧。那么怎么办呢？有关部门几年前就说了，全中国大概缺5000万个停车位，现在又说，不止5000万个了，那别无选择，必须赶快建。这些停车场、停车位怎么建？还要高水平的规划。比如北京的平安大道，当年建好了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绩——终于开通了和长安街平行的东西走向的另外一条干道，所有的配置都是最高档的，两边的店铺是雕梁画栋，学的颐和园，第一批的路灯是宫灯式的，我印象很深。不惜工本做了这些以后，就是没有规划停车场、停车位，这么多年了，平安大道两边机动车停不下来，店铺嗷嗷叫，人气就是上不来。

那么现在怎么匹配呢？只能学北京公安局逼出来的办法，在它门前干警用的停车位，是立体的；潘家园也是逼出来的，有立体停车场——在平安大道两边只能是再赶快建立体停车场、立体停车位。技术上没有问题，几年前我就听民营企业说，他们早已经开发好了，一个车位，往下五层往上五层，一个位置变成一共停十辆车，最高的、最低的调到地面开走，50秒之内解决问题。这种事情结合着PPP做，更是得心应手，只要一旦竣工交付使用，就有现金流，所以政府给规划，给个引导，会很好地调动政府体外的民间资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出来。全国5000万个以上的停车位现在还要考虑越来越多要配充电桩。假如说一个停车位有十万块钱平均的建设投资需要（实际上可能打不住），那是多大的投资量？千头万绪里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五万亿，算出来比当年的四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账面的投资规模还要大呢。

还有一个例子不得不举，就是老旧小区改造。中央这几年也反复强调了，大家可以简单算算，这得要多少投资？老旧小区不是说老到二十多年、三十多年以前，就是十几年以前，比如我所在的小区，就非常直接地体会到，十多年前入住的时候，这种四层、五层的居民楼不装电梯天经地义，大家早已经习惯了，但现在不行了，老龄化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向现代状态看齐了，普遍要求要加装电梯。加装电梯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可解决方案？看起来非常简单，一个玻璃筒子式的，二三十万就可以了，一个楼门里十几家，每家出个一万多块钱。那种低中收入聚集的老旧小区里，政府可能就得给点儿补贴，给点儿启动资金，然后你可以让企业进来，把建设和运营连在一起，又是PPP。

这对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是个非常好的满足，对于整个中国现在调动我们的供给潜力来提升经济景气，增加就业，让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等等，有一大堆的好处。全中国多少老旧小区需要改造？大家可以算算账需要多少投资。

还有更多的，多少年可能干不完的海绵城市建设。郑州说花了几百个亿，但是效果不行，去年一场大水，揪全国人民的心哪。那你就必须总结经验教训，为什么几百亿下去以后还是不行？必须把这个事情攻关解决，把海绵城市建得像模像样。北京我知道海淀公园那里，就是海绵城市的一个试点区域。

还有什么呢？就是国家的一些重点项目，原来的几大项目基本完成以后，现在又冒出了一些，比如川藏铁路。这种类型的大工程，我觉得那就应该审时度势，建设的逻辑、道理，跟青藏铁路是一样的，不能说它建成以后能盈利，但是从整个全局出发，这是公共产品，需要在这方面早早纳入投资建设的通盘规划里。说到另外一个方面，乡村振兴所要求的建设项目，那在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层面，应该及早做可行性研究，及早纳入国土开发规划，及早配上我们必须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定制化方案。

从要素来说，中国现在什么都有：有钢材，有水泥，有劳动力，有技术力量，有管理力量，这些事情——我说的俯拾皆是的这些投资的可选项目，难道不应该顺应着当下紧迫的扩大内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需要，以及衔接中长期要有相当战略高度的“新的两步走”，从短期联到中长期的考虑，来把它更好按照中央所说到的方针，形成实际操作吗？

这个事情确实一定要务实地把它看清楚，抓住抓好，及时向有关部门做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反映上去，更好促进这方面把事情做实做好。

最后我想说一下自己在政策取向方面的几点建议。

第一个，当下应该积极向有关部门建议，对于在宏观调控扩张力度加码这方面，坚决落实中央所说的基础设施适度超前。我们对此写过论文，十多年前就发表了，是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总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出现的偏差，最主要的不是超前了，而是提前量不够。由于种种制约条件，资金不够，机制不活，踮踮脚能做到的那样做了以后，没过几年中国超常规发展的需求，又超出了竣工项目的有效供给能力，你就不得不再次又重新做增量方面的投资。

比较典型的北京首都机场，前面的二三十年，三次扩建，扩建的节奏都有点儿手忙脚乱了，T1、T2、T3就是这么来的，最后不得已又搞了个大兴机场。如果三步并作两步，算总账更合算，为什么不能三步并作两步呢？资金不够，又想不到PPP，美国的丹佛机场几十年前就是PPP，政府钱不够，但是可以拉动社会资金来做，几十年以后也不用扩建。这些事情算总的大账怎么更合适？要适度超前，但是一定要配上机制的创新。

所以，力行机制创新这方面，是第二点建议。我觉得追求乘数放大效应，PPP是个例子。另外，过去用过、其实现在这几年又不得不大规模使用的财政贴息，也是一个放大：贴息那几个点，它的倒数就是放大的倍数。贴息可以用在扶助小微企业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能够托住基础就业的这样一个基本盘，当然也可以贴息的方式，支持一些建设项目，这比政府自己把钱凑足了去干事情的机制，要好得多，它的乘数放大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

还有产业引导基金，它支持一些投融资项目，也是母基金不直接上阵，以一些特定的机制，一些规范化的调节，拉出非政府主体有积极性参加的一大群子基金，然后权责利的约束落在子基金的操作层面上，顺应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要求，让他们以跟投等等方式，尽可能形成权责利的紧密结合，而且规避了政府直接上阵难以承受的比较高的风险。这种产业引导基金，实际是在硅谷经验上加了欧洲和中国特色——有赶超的意味。在风投、创投、天使投以外，再加上孵化器，产业引导基金，这个机制创新在中国应该继续做好。

第三点，务实地讲，当下应该考虑采取一些大手笔来做基建。比如说凝聚共识，在这么多中国中心区域的城市小区改造里加装电梯，这个事情能不能赶快做？原来说要100%的住户同意，那么住一层的不同意，你就做不了，成了难题。现在听说规则已经松动了，85%或者80%以上的住户同意，就可以做，那么这个路子就开了，对一楼的当然可以给他一点适当的安慰、补助，这些都可以总结经验，把这个事情要赶快做起来。

再有分布式能源，适应着绿色低碳发展，要匹配的实际上是智能电网。前些年我接触到这个事，当时已经形成的大电网出于一些既得利益，内在积极性不足，但现在已经冲过这个坎了。现在这些年的光电、风电的发展，还是有声有色，过了最开始最困难的阶段，要赶快把智能电网作为重点发展起来，这也是我认为要抓的大手笔之一。另外，我认为在中国很多的国土开发项目里，要特别看重那种综合片区开发。这种连片的PPP开发，在中国特色之下我们已经看到若干非常值得肯定的案例。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本文节选自作者在2022年5月24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上的主旨演讲，研判会主题为“新阶段加强基建投资的重点、难点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