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中国经济如何突破需求增长困境

中国出口已经连续四个月负增长，2023年全年预计负增长2%左右，在众所周知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形势下，出口增速长期下滑趋势恐怕难改；受到房地产下行周期、基建投资下行周期、制造业利润下滑等影响，短期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难以持续，未来十年投资总体负增长；消费增长短期仍处于疫后反弹阶段，但复苏力度低于预期，长期则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滞后的影响。

综合出口、投资、消费需求的情况，中国经济正陷入长期总需求不足的增长困境，如果不能及时破解，不但明年经济将快速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还会带来就业等挑战。破解总需求增长困境的根本之道，一是推动国民收入和支出结构改革，把每年超过20万亿元的低效无效投资转化为居民消费；二是重启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全面放松供给约束，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出口增速下滑趋势难改

今年前两个月，以美元计中国出口同比下降6.8%，进口下降10.2%，这是自去年10月份以来连续第四个月负增长。

从地区结构看，对欧盟出口下降5%；对美国出口下降15.2%；对日本出口虽然有所增长，但从日本进口下降16.8%。上述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或进口下降既有欧美加息下需求收缩的影响，也有国际政治因素。好在前两个月我国对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保持了两位数高增长，其中对东盟国家出口既有最终产品出口增长因素，也有因为中国加工贸易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造成的中间产品出口增长。

从产业结构看，美国把原本从中国进口的消费电子产品、化工、纺织等制造业产品，逐步转移至墨西哥、东南亚、印度等国家。从进口看，中国前两个月芯片进口同比下降26.5%，是20年来芯片进口首次下降，有可能冲击中国汽车、消费电子、家电等产业的供应链安全。

虽然我们一直坚持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全球化，坚决反对国际上所谓“脱钩”论调，但是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二战以后形成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成果正在受到严峻挑战，贸易、金融、科技方面的摩擦愈演愈烈，未来对欧美出口恐怕很难回到前些年的高增长阶段。

继续扩大投资不可持续

202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7万亿元，在GDP中占比47%左右，在全球范围内是最高的。相比之下，欧美日固定资产占GDP比重都在20%~25%之间，印度也只有27%。如果中国的高投资率在快速城镇化阶段有一定合理性，现在是否已经形成一种体制投资惯性造成的结构扭曲？

假设各国20%~25%投资率是正常的，则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年三四十万亿元就足够了，那么多出来的二十万亿元是否是低效投资、无效投资和过剩投资？

国务院发展中心有关部门测算，中国财政资金进行投资的乘数效应是1.06，至少一半省份财政投资乘数小于1。另据各省份公布的数据，2014~2017年，中国有14个省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于本省份的GDP。2017年以后各省份不再公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了，但实际上这些年各地投资的乘数效应和经济效益下降很快。

研究表明，上世纪60年年代，苏联每100卢布投资产生的效益平均只有72卢布，70年代以后降低到55卢布，1980年以后更低，进而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

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在其著作《增长、短缺与效率》中详细比较了苏联和东欧国家70年代以后和西方国家投资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1973年以后，欧美受石油危机影响，投资效益下滑，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同期苏联和东欧国家投资保持了继续扩张态势。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和斯坦利·费舍尔都用数量化的研究证明了苏联投资效益下降，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断减弱，是其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前些年投资高速增长无疑对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过了快速城镇化、快速工业化阶段后，为什么微观的投资效益大幅下降了，宏观的投资总量依然高速扩张？因为中国政府基建投资面临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投资也不完全是市场化决策，而真正市场化的民间投资这两年下滑速度非常快，在投资中占比已经从65%降到55%。

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2.9%，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7.5%，股份制企业利润总额下降19.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下降35.7%，私营企业利润下降19.9%。市场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盈利前景，从前两个月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的情况看，下一个阶段企业投资增速难免会大幅下滑。

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分析，考虑到中国当前财政资金用于投资的乘数效应只有1.06，如果把同样的资金搞消费，乘数在农村大于5倍，在城市大于3倍，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快把稳增长的财政资金预算从扩大投资转向扩大消费，可以成倍地提升扩内需的政策效应。

然而，由于多种因素，中国扩张投资的体制性动力仍然十分强大。比如，在决策体制上，中央层面有促投资的各种机构和职能部门设置，地方政府也有基建投资和招商引资的一套手段，但是在促消费上还没有相应的更重要的部门机构设置，也没有相应的预算和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稳定和扩大内需摆在优先位置。从实际决策上讲，要不要下决心降低无效和低效投资，如何把每年20万亿元的低效无效投资转化为居民消费，从促进投资到促进消费的中央和地方机构设置怎么改革，各地围绕投资的传统增长模式怎样转型，都是迫切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扩消费根本是推动居民收支结构改革

过去二十年，中国消费占GDP比重是下降的，2000年为63.57%，2021年为54.29%，降低了近十个百分点。

扩大消费表面上是国民支出机构的改变，根源却在收入结构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乘以14.1亿人口，得出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约52万亿元，是中国GDP的43%，这个比例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可见，扩大消费核心是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关键是推动国民收入和支出结构改革。

当前，消费在中国GDP占比是54%，剔除掉17%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7%，显然不可能超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43%。如果逐步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43%提升到53%、63%，那么居民消费也就同步提升了，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居民消费支出才可能相应增长，但具体实现路径还需要深入讨论。

假设可以把每年47%的投资率慢慢降到20%~25%，也就是说把每年五六十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降低到三四十万亿元的正常水平，进而把每年二十万亿元低效无效投资转变为居民消费，按照3倍以上的消费乘数，中国内需规模就会迅速扩大，内循环就会畅通起来。

放松供给和需求约束，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新时期如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扩大内需战略相结合？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坚持供给侧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2012年11月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之后又出版了《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论》，最早提出新供给经济学，呼吁从供给侧启动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支持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主张放松供给约束。前者的意思是，乔布斯创造苹果智能手机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才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后者的主要含义是，既要从产品端放松各行各业的供给约束，也要从生产要素端放松对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各个方面的供给约束，全面降低要素成本，并且大规模减税，才能为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2015年底“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出来后，社会上在很长时间中把“三去一降一补”当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供给侧改革仍然是中国的重要经济政策。如何理解新时期的供给侧改革？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跟十年前我们的学术主张惊人地相似，一个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还有一个表述是“着力突破供给约束的堵点”。

所以，扩大内需不仅仅要推动居民收入和支出结构的改革，还要按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新精神，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相结合，重启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

首先，支持新供给创造新需求。2023年有三大类新供给值得关注，一是ChatGPT引领的人工智能革命，可能会像苹果手机一样改变各行各业，再次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引发一系列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苹果公司的MR（混合现实设备）有望在下半年发布，虚拟现实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会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一系列新产品、新场景、新模式，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三是新能源领域可能还会有新的突破。所有这些新供给，不管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还是场景创新，都是创造新需求的主要手段。从短期看，消费需求是收入的函数，从长期看，消费需求是新供给的函数。

其次，放松供给约束，着力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同时放松需求约束。目前中国不但有很多行业管制可以放松或取消，有很多生产要素供给约束需要突破，还有很多需求侧的政策约束，比如购房、购车、购买等存在各种各样的非市场化政策约束。要扩大内需，一定要放松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真正把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相结合，让劳动、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总之，中国经济要突破需求增长困境，关键是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化，并重启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既要支持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还要放松老供给行业、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只有尽快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并通过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中国经济才能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潜力。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