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科院：企业成本上升，降低风险预期关键在这

预期转弱压力下，企业降成本面临新挑战。

2月27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下称“财科院”）在北京发布了2023年“企业成本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成果。

财科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傅志华研究员介绍了企业成本最新调研结果：2023年中国企业成本水平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约1.3万多份有效样本企业中，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从2021年的82.90元，上涨至2023年前三季度的83.55元，增幅约为0.78%。

其中，样本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出现较大增长，从13.5元增加至14.6元，增幅约为8.15%，明显高于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

上述调研时段是在去年10月至12月，问卷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份。这也是财科院连续第8年发布降成本调研报告。

除了根据上述样本企业调研外，财科院整理过去三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平均成本收入率发现，2023年前三季度这一比值为97.15%，比2021年同期提高4.57个百分点，意味着上市公司的成本水平出现较大抬升。

图片来源：财科院

另外，财科院还统计发现，从2022年起，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成本累计增速略高于营业收入。另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期间费用水平也有所提高。2023年11月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累计增幅分别为2.7%、1.9%、6.3%。

图片来源：财科院

上述各个视角数据变化，都支撑了企业成本有所上升这一结论。那么，去年企业成本结构有何变化？

傅志华表示，企业成本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环保成本上涨致使企业承压；二是公共风险成本明显提高，政策风险成本相对较为突出。

他认为，企业成本既包括过去行为所决定的，可以量化和测度的历史成本；也包括因外部风险因素内化而成的风险成本。我们过去对企业风险成本关注不够。在风险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企业运行风险上升是必然结果。目前，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抬高了企业的风险预期。

如何理解公共风险水平抬升？

傅志华介绍，从国际来看，全球高风险抬高了国内企业的成本。比如，地缘政治冲突引发资源要素价格的剧烈波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加速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国际金融风险不断聚集抬高了市场的避险情绪。

“从社会领域来看，国内都在关注少子化、老龄化对企业人力资源涨价的影响。快速老龄化使企业的社会保障缴费成本居高难下，甚至使企业长期人力成本曲线陡峭上升。另外，社会改革滞后提高了经济改革的成本，包括农民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水平不高、最终消费率偏低等等都导致消费和投资增长缺乏后劲。”傅志华说。

他表示，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企业的合规成本。比如一些政策过频调整或力度过大、层层加码，令企业进退两难；多部门政策的不协同难免形成相互掣肘，“踩油门”“踩刹车”并行 ，“加劲”与“遏制”并存，企业预防性支出普遍增多。另外，部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弱导致风险成本上升等。

财科院企业成本调研组认为，风险成本居高不下是企业风险预期上升的根本原因。为此，企业经济行为变得更加谨慎，经营行为结构性收缩，数字化转型存在“不愿转”“不敢转”的现象，企业用工方式呈现灵活化、短期化趋势。

“这几年政府降成本政策力度不减、效果明显，为企业稳预期发挥积极作用。目前降成本政策对风险成本认识不足，当前应基于风险成本观来降低企业风险预期。而降低企业风险预期的核心在于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的关键在于提高政府行为的可预期性。”傅志华说。

财科院企业成本调研组建议，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为企业发展注入确定性；对政府政策进行强制性风险评估与审查；遏制风险的公共化和风险外溢，避免公共风险水平上升；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宏观风险管理框架。

“现在一些部门出台政策，可能都是从后置的职责出发，过多强调自身责任目标的实现，这是造成政策取向不一致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政策出台强制性风险评估和审查的方式，可以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水平。”傅志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