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4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提到,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在经济运行中,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动态平衡。其中一个方面是投资和消费的动态平衡。
“在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周期中,我们主要依靠扩大投资、保存供给侧产能来对抗经济下行压力,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需要根据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增有减,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基本民生等领域。”潘功胜表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扩大消费,形成“政府培育消费,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扩大投资”的良性循环。
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正处于结构升级转型的阶段。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是近期社会各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
对此,潘功胜在论坛上强调,实现经济的动态平衡,需要把握好几个重点。重点之一即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方向应从过去的更多偏向投资,转向消费与投资并重,并更加重视消费。
其次是更好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学把握和平衡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提高政策与市场关切的交集度和针对性。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法治经济环境,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近期,不少市场分析也有类似观点。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第一财经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正处于结构升级转型的阶段。在这一关键时期,由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较难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效果,而消费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需求中则发挥了更大作用。
“事实上,在我国,消费已经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驾‘马车’。因此,宏观经济政策转向消费与投资并重,并更加重视消费,既是我国经济增长驱动力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选择,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更好地促进宏观经济恢复回升。”董希淼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也认为,目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消费需求偏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相互配合支持消费。
在盛松成看来,持续、稳定地改善居民部门现金流有助于促进消费回稳。财税方面仍有可操作的空间,建议进一步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振消费。他分析,如果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8000元,每年税收大约减少300亿元,仅为去年全年税收总额的0.17%。“这对财政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对于低收入人群是实实在在的收入,对促进这一群体消费特别有益。”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促进经济从生产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型。
董希淼建议,未来,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的大背景下,应进一步挖掘有效内需,重点是采取更多有力措施扩大消费需求,努力实现经济的供需平衡,促进物价温和回升。在金融方面,应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加大对促消费、扩内需的支持服务。此外,还应采取更多政策措施,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稳定房地产的关键在于实施超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改变居民对存量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预期。
会议涵盖了从宏观政策引导到中观市场监管,再到微观企业合规的全方位指导,旨在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这些积极向上的变化中,一系列增量政策措施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同时也让人们对今后增量政策陆续出台充满了期待。
在经历了一轮史诗级上涨之后,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这轮上涨背后的逻辑以及可持续性。
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升消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