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尔德·劳费尔：“皈依”中国文化的德裔犹太学者

贝托尔德·劳费尔，这位伟大的德裔美籍犹太学者，最终选择“皈依”中国文化，但知道他的中国人却并不多。

1874年10月11日，贝托尔德·劳费尔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他的父系祖父母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但到了劳费尔这一代，家庭已经相当世俗化，融入了德国中产阶级的文化生活。这个身份结构——犹太血统+德国文化认同+相对宽裕的经济条件——在19世纪末的欧洲既提供了受教育的充分条件，也预置了一种无法被完全消解的边缘性。

他在科隆的威廉大帝文理中学接受了扎实的古典教育，此后先在柏林大学研习法律，很快转向民族学和东方语言，并于莱比锡大学师从当时东方研究领域最前沿的学者，于1897年以一篇藏文文本的批判性分析获得博士学位。

1898年，24岁的劳费尔移居美国，从此再未返回欧洲定居。这个决定的背景是19世纪末德国反犹太主义的日益高涨——在他离开德国后不到40年，这股浪潮将以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形式完成它的逻辑。劳费尔“幸运”地没有活到那一天。但他离开时，已经预感到他在德国将永远是一个“半外人”。

作为德裔犹太人，他对欧洲文化既极为熟悉又保持着某种不可消除的距离。这个位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催生了一代极为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家。他的导师、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是同一代德裔犹太知识人中的代表性人物：正是对反犹主义的亲身经历，驱动了博厄斯对文化等级论和种族决定论的终生抗争，也使他发展出了文化相对主义这一现代人类学的核心原则。

劳费尔与博厄斯共享了这个知识传统的基本精神：对任何文明的自我中心主义保持本能的警觉，对“落后”与“先进”这类等级化判断保持深刻的怀疑。他在给博厄斯的信中写道：

“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和我们的文化一样好，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更好，尤其是在其实践伦理方面……如果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没有生为中国人。”

这句话不应该被读作一种东方主义的浪漫化想象。劳费尔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直接阅读原典、长期田野工作和严格文献考证的基础上（他是敦煌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有实质性的学术厚度。他所表达的，更接近一种深度的文化认同体验，而非单纯的异域想象。

他的多重边缘性因此具有双重效果：对欧洲文化的距离感，使他不会把欧洲标准不加反思地投射到他研究的对象上；对中国文化的深度投入，使他能够从内部理解这个文明的逻辑，而非只是从外部分类和描述它。这两种距离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在他同时代的汉学家中极为罕见的姿态：一种对任何文化都既亲密又保持距离的认识位置。

劳费尔留下了超过200部著作，从书评到大部头专论，从玉石研究到马铃薯传播史，覆盖了中国、波斯、印度的艺术、考古、语言、民族志和作物传播史。1912年后，他每年要出版10~20部作品，直到去世为止。这种“生产力”，在今天任何一位专业学者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

但这种博学，在他自己的时代也已经是一种正在消逝的知识形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科专业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劳费尔的工作方式——横跨语文学、人类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民族志——在他的同代人眼中某种程度上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尽管他的专业权威一向都无可置疑。他是只能在一个特定历史窗口出现的伟大人物：出生得足够早，能够在专业化尚未完全闭合之前接受跨界的训练；工作得足够晚，能够利用现代学术机构的资源和全球网络。

他的学术工作从一开始就与博物馆收藏紧密相连：他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带回了大量中国、西伯利亚的文物藏品，这些藏品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资源。但这个博物馆收藏者的角色，在今天后殖民批评的语境里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的田野工作发生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最为猖獗的时期，这些文物的获取方式和所有权问题，是任何严肃对待其遗产的讨论都无法回避的维度。

1934年9月13日，劳费尔从芝加哥海滩酒店的8楼坠落，结束了他59年的生命，一些传记作者认为他是自己选择了这个终点。这个时间节点有其难以承受的历史重量：1934年，希特勒已经执掌德国权力一年有余，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性迫害已经开始，而最终的大屠杀正在酝酿之中。他熟悉、热爱、并在其中接受教育的那个德国文化，正在以一种无法想象的残暴方式自我摧毁。与此同时，他的另一个精神家园——中国——也深陷日本侵略与内部战乱的双重危机之中。

一个认同了两种文明，却在两种文明都面临最深重危机时无能为力的人，其处境的悲剧性难以言说。劳费尔用40年的时间，用语言的力量，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超越任何单一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而这个家园在1934年同时从两个方向开始崩塌。

他的死——如果那确实是他自己的选择——因此不只是一个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性终结：那个相信博学可以超越边界、相信对多种文明的深度理解可以成为一种稳固的存在方式的时代，在20世纪的政治灾难面前，显示出了它的脆弱。

劳费尔曾说，自己“作为中国人比作为欧洲人感到更好、更健康”。这句话勾勒出一个在自己出生的文化中感到格格不入，却又永远无法真正归属于他所热爱的文化的人的处境。这种无家的漂移感，在他的知识实践中转化为独特的资源：正因为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声索他，他才得以以一种真正自由的方式在多个文明传统之间游走，让每一种文明的概念工具都有机会照亮另一种文明，让任何文化的“理所当然”在另一种文化的参照下变得陌生而可见。

在一个越来越习惯于在单一语言、单一学科、单一文化框架内工作的知识世界里，劳费尔的遗产提醒我们：最深刻的理解，往往来自那些被多种文化塑造，不被任何单一文化完全锚定的人。有时候，无家之人，才拥有最宽广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