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益平：国内经济再平衡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GDP同比增长4.7%，其中，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与此同时，上半年全国房地产成交面积和金额降幅持续收窄，全国房价环比上升的城市数量也在增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产业在快速发展，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超140万亿，具身智能进入规模化商用阶段。

未来，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以AI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能否带来全面的经济增长？投资于人、就业优先等战略，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

如何评估下半年经济增长态势？

第一财经：黄院长，您怎么展望下半年经济增长，主要亮点会是什么，压力又将来自哪里？

黄益平：今年一季度实现“开门红”，经济增长是非常强劲的，增速达到5%，看起来第二季度有所疲软，但总体格局来看，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变化不大，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新兴产业都做得比较好，传统的产业压力比较大。从需求角度来看，外需非常强劲，内需相对比较弱一些。

我认为经济结构在下半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下半年经济如果往前走，全年能不能实现4.5%-5%左右的增长目标？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的。年初就定的增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方面都有可能会加码、提升支持力度。

今年对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设置经济目标的区间，稍有扩大，且往下行的空间加大了一些。我个人非常赞成这样的做法，目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如果把增长的压力弦绷得太紧，它最终会导致我们必须要短期把增长给堆上去，而增长堆上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靠投资、靠出口、靠传统产业，实际对于经济长期增长是不利的。

短期来看，我们的增长目标适度地留出一些空间，其实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增长。我们把空间留给结构调整，新兴产业起来了，如果真的能拉起内需，我们的效率就可以提高，经济学经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能有所提高，对未来增长是非常有益的。

第一财经：今年有一个关键词叫“K型分化”，高科技产业一枝独秀，您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会持续下去？

黄益平：应该说在任何技术变迁、新的产业形成的时候，这个现象都会存在的，中国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回想一下，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都生产哪些产品？当时说“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现在看着是很传统的东西，在当时就是最现代化的产品，后来慢慢地变成家电、电子产品、汽车等产品。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行业在崛起，所以“新旧动能转换”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只是在当前我们感觉这个主题显得非常突出，因为新的产业，确实是在不断地起来，但旧的产业，有一些要慢慢地退出，这个退出的过程，也就是新旧动能转换得顺畅不顺畅，会决定我们短期的增长态势强不强，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更好地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所以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只是我们不太记得过去的一些结构的调整。同时，就算现在这个调整能过去，将来仍然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一定的阶段以后，它仍然会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所以所谓的“K字型”，只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明显，但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现象。

提振消费，该怎么做？

第一财经：为了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您认为直接给居民发钱，或者增大补贴的力度和规模，会有效果吗？

黄益平：我认为关键在于对消费提供的补贴，它的效果是不是可持续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补贴了，我享受补贴的好处，买了一个手机，我当然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问题是我可能因为有补贴提前买了手机，所以整个手机的销售一下就起来了。但如果很多人都提前消费的话，未来一段时间，这些手机的消费就会疲软。

我曾看到有分析师认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社会零售总额增长不太强劲，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年初我们推出了很多“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这就意味着当时确实对拉动消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没有可持续性，消费完了之后，你今年又在想新的办法。所以我认为，在哪一个环节进行补贴是重要的，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消费能不能持续地增长？因为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不是因为现在碰到了一个特殊情况需要提振一下，而是我们消费占GDP的比例持续偏低，如何将它拉起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也不太倾向于现在发钱，发钱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发钱？是当我们遇到短期经济困难的时候发钱。所以在疫情期间我曾经建议发钱，如果金融危机，大家的生活遇到困难，我也会赞同发钱。现在总体经济相对比较平稳，就是消费不太强劲，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发钱的必要性，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可持续性？现在给每个人发1万块钱，消费起来了，那明年怎么办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觉得提振消费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说经济结构再平衡，提升消费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的问题，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问题。因为一旦没有足够多的国内消费，产能的压力是很大的，如果化解不了产能的压力，就变成过剩产能，投资就浪费了，就没有很好的回报。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大量的出口，如果能找到好的出口市场也好，但现在国际市场上压力也挺大的，所以国内经济再平衡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宏观经济的任务。那到底怎么样来做？从根本上，消费怎么样才能起来？就是要让他有收入、有信心。

如何支招稳楼市？

第一财经：房地产的下行仍然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经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展望下半年，您认为还可以出台哪些相关的政策？

黄益平：房地产领域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当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去缓解它的效应，但是要从根本上去扭转它，让它回到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因为一旦整个市场开始调整以后，供求的矛盾一下变得更突出了，原来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但不是说简单地采取几条措施，大家就都会来买房子了。

怎么化解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我认为就是需要市场慢慢去平稳它，避免特别大的崩盘或者是回落。曾有专家提出，政府能不能出钱把那些已经建成的房子买下来？我认为在局部一些地方是有可能的，政府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个房子也够用。但如果是一些特别小的地方，本来就很偏远，建了很多房子，你要政府买下来，第一政府现在没钱，第二是买下来了之后干什么？没有需求。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难解决。

所以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政府如果能采取措施，要去缓和供求矛盾，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也要意识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故事，刚才提到产业有“K字型”的分化，我觉得房地产将来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大中型城市慢慢地见底，甚至有所回升，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特别小的中小城市，尤其是在一些西部地区也建了很多房子，它什么时候能平稳、能缓和？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AI如何真正创造增长？

第一财经：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核心AI产业规模超1.2万亿，占GDP的0.9%。从国际上看，AI相关投资对美国2025年GDP增长的拉动已经超越了私人消费，成为最重要的增量贡献来源。您怎么看，AI相关产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黄益平：新兴产业正在不断兴起，说实话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新兴产业能起来，说明我们的结构调整有机会。在一些国家，当新兴产业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去发展新兴产业，而旧的产业的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弱，这其实是他们更担心的一些问题。

回到我们国内，我们新兴产业起来的势头是很猛的，但关键是人工智能如果能推动将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除了自己的创新以外，如何把它应用到我们经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把很多传统的领域，包括新兴产业，都给它推起来，最终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我们经济未来最大的希望所在。

新兴产业还是有很多投资机会，但关键是如何配置好我们的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率，推动 AI在整个经济当中的应用更加高效、快速地落地，从而提升经济效率，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第一财经：当前，已经有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工厂，也有一些AI开始做一些低技能的工作，您怎么看AI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就业、收入和财富分配会带来哪些影响？

黄益平：我对AI在中国经济当中的落地是比较乐观的。AI的发展，中国、美国是跑在最前面的两个国家，客观来说，美国在原创技术方面还是领先中国的，但我们的长项是在新技术的落地和应用。对于我们经济学者来说，应用是最重要的，因为能提高每一个经济部门的效率，还能催生一大批新兴产业，但确实会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其实在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遇到这样的现象，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期间，小农场逐渐破产，小农的职业就没有了，很多手工作坊的产业也办不下去了，对当时职业市场的冲击是很大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整个经济生产率提高了，就业增加了，经济发展了，就迈向了新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可能在重复当时这样的变化。

AI落地，可能有很多工种就被替代掉了，短期就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把劳动力市场稳定起来？如果我被替代掉了，我还能干什么？更直接的问题是我还有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家庭的生活？更长期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落地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有问号的，不是很确定。因此，我们需要公共政策去解决就业和收入分配的问题。

对我来说，最关心的还是总需求的问题，将来如果AI的落地使得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我的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如果收入分配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如果一部分人的消费受到比较大的遏制，因为他没有很多的工作机会、没有很多的收入，宏观的失衡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从公共政策的角度，首先要保证在冲击期间，老百姓还是能安居乐业的，即便做AI创新，也应该倡导“就业优先”，一定要保证人在就业、收入和消费方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安排，这需要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创新，最终需要在创新和想达到的政策目标之间，求得一个平衡。要让创新企业有足够的激励，与此同时，还得保证大部分老百姓都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投资于人”、“就业优先”战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模式？

第一财经：当前我们特别重视“以人为本”，包括“十五五”规划在倡导的“投资于人”、“就业优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

黄益平：这些新的理念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过去增长主要靠投资、靠出口，很多投资都是对“物”的投资，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产业投资等，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必须要进行对“人”的投资。

对“人”的投资，包括要提高人力资本的能力，支持创新创业，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要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全生命周期的护理和保障，比如托儿所、幼儿园、医疗，以及老年需求，把我们的投资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围绕“人”来构建，最终也会提高我们的生产率，因为人力资本提高了，更适应新技术了，就业的机会也许会变得更多，工作会做得更好。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有经济活动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要让人生活、工作得更好。

第一财经：分析我们的增长空间，还有一个视角就是“驱动力”。过去几十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GDP竞赛，是我们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展望“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同时还提出了提振内需、以人为本、投资于人等战略方向，所有考核目标都在变化且更加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强劲，您怎么看，它的角色变化？

黄益平：地方政府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它的特点。早期的时候，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发挥作用也有它的弊端，比如说过去几年各地都在办新能源公司，有很多地方政府贴了很多资源，但是并没有真正提高技术水平，而是已经有的技术水平产能的复制，所以我们叫“内卷”。

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个人认为，过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很积极、主动、正面的作用，但不一定这些作用都是可持续的。因为过去是大工业化时代，搞基础设施、修产业园区可能一下把整个行业带起来了，现在进入这些新兴产业，比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等前沿产业，可能也需要一些基础设施，但是再让地方政府在这里面发挥主导作用，效果就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将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还是会像过去那样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方向上来看，将来应该越来越多把投资、生产，以及消费的决策，留给微观经济主体、留给市场。政府慢慢地要做好公共秩序的维持，保持公平竞争，做一些个别企业做不了的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能力再去做一些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前提是克服市场失灵、推动创新，而不是去扭曲或者替代市场。

本期节目

编导 官悦

制片人 尹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