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设计婴儿”只有一条可接受路径

借助现有技术，通过基因工程培育出在健康、体格和智力方面均具备理想特征的“定制婴儿”已是触手可及，但这一前景也引发了与人工智能发展颇为相似的深远社会和伦理问题。

两者的区别在于，相对于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或许更容易为基因编辑构建合规伦理发展框架，把该项技术纳入面向全体民众开放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

基因编辑领域的重大突破已非近期之事。其前景早在21世纪00年代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尤其是能实现高精度基因编辑的CRISPR-Cas9技术在21世纪10年代初被发展出来之后。该技术利用一个引导RNA来定位一个活体生物基因组中的特定序列，随后使用Cas9酶在此处进行切割，从而失活或编辑某个基因。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它可被用于关闭致病基因、改良种子和农产品、设计定制药物和疫苗；它有望攻克镰状细胞贫血等遗传性疾病，以及生命中后期出现的、引发疾病的体细胞突变（比如癌症相关突变）；它还为在胚胎阶段（无论是体内还是体外）添加或移除基因提供了可能性，而这也正是“设计婴儿”问题的源头。人类基因工程既可以是纯粹的体细胞编辑（仅影响个体在世期间），也可以采取生殖系编辑的形式，通过改变基因组的方式将这些改变传递给后代。

人工智能在技术上与基因编辑相辅相成，因为它能够筛选海量数据，找出不仅能改变患病风险，还能改变外貌、体能以及各个维度认知能力的基因组合。但这种潜力引发了显而易见的伦理问题。

正如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设计婴儿”可能会使我们更接近一个按基因分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提升自身及其后代的认知能力、身体机能和寿命。在此情况下富裕阶层可能会随着每一代的更替而变得更加富有，并在基因上更为优越。

这种情境绝非空想。基于多基因筛查的胚胎选择服务已经面向试管婴儿患者进行商业化销售，而人工智能的进步则让这类服务对有能力负担它们的人群变得更具吸引力。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最终可能出现一群试图通过生物学优势来巩固其经济特权的亿万富翁和万亿富翁，更糟糕的是这可能发生在许多人正面临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失业威胁之时。

为防止出现这一情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彻底禁止生殖系基因编辑和“定制婴儿”，但这可能并非正确应对之策，毕竟我们早就在通过疫苗和手术“设计”自己的身体和子女了。在工业化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中，准父母会进行各种疾病如唐氏综合征的筛查，还可以选择终止妊娠。这些干预措施与基因组编辑之间的界限也并不是那么明晰。试问通过基因编辑来建立对天花的天然免疫力，与给儿童注射疫苗真的有很大区别吗？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干预自然”，而在于另外两个考量因素。

首先，人们对生殖系基因编辑的潜在影响了解甚少。生物体时刻受到病原体的侵袭，而某些基因变化，尤其是那些由父母遗传给后代的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脆弱性，相同的编辑似乎会增加对其他感染的易感性。我们之所以了解天花疫苗的作用机制，既是因为其原理简单，也因为积累了两个多世纪的经验，但人们却无法对远比疫苗复杂且侵入性更强的基因组编辑过程做出同样的断言。

其次，疫苗是一种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而基因组编辑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仅限于特权阶层，这些人将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扩大其优势。

这两个问题为我们如何对待生殖系基因编辑指明了一套明确的指导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确保在数量和范围上对那些不可预见的后果予以限制。这不仅需要科学家和实验室开展研究，还需建立公共基础设施来提供一个比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药物和疫苗的要求更为严格的测试和审批流程。

其次，我们必须立法并严格执行相关规范，明确生殖系基因编辑应仅仅被视为一项公共卫生措施。私营市场不应销售任何生殖系基因编辑服务，而所有经过充分测试、机制完全明确且确实有益的基因组工程干预措施，都应向所有人开放。

实施此类准则并非天方夜谭。我们已经拥有了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且广受尊敬的机构，科学界的规范也与这些机构保持一致。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均已就该领域的科研与实践发布了报告和指南。此外由美国、英国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的2015年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对生殖系基因编辑采取了强硬立场，特别是针对那些会为少数特权阶层带来可遗传优势的生殖细胞和胚胎改造，随后的峰会再次重申并细化了这一立场。

这些机构的存在及其积极立场，有助于解释笔者为何认为“定制婴儿”带来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要比人工智能挑战更易于应对。人工智能领域的问题在于，我们虽然站在了同样具有变革性的发展临界点上，却缺乏相应的监管机构。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和欧盟机构，尚不具备足以约束行业发展的话语权；许多科学家和实验室也对他们可能引发的社会影响缺乏清晰认知。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围绕人工智能形成伦理共识，这不仅关乎人工智能本身，更有助于我们应对基因工程带来的种种相互关联的挑战。否则我们就会像《圣经》中为了区区一碗汤而放弃长子继承权的以扫一样，为了眼前的小利而断送未来世代应得的遗产。

（作者系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