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远去的故乡品德

柴春芽的社会角色似乎一直在变。

1999年，大学毕业的他是甘肃某个小城的老师；之后，他是兰州和西安的官方报纸深度报道文字记者；接着，他去广州做了报纸编辑；然后又担任《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和《南方周末》驻京摄影记者。2005年，他辞去工作进藏区义务支教。回来之后，他成了三本小说的作者。最近，他又因为导演了自己的独立电影而扬名在外。

“我没有学过摄影，也没有学过导演，写作也是自己学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柴春芽日前借由上海书展的机会来到上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窄窄的面孔、瘦削的身形、略长的头发在后面被绑了一个小辫子，非常标准的普通话里带着一丝丝的西北口音，眼前的他在聊天的前两个话题过后就随意地盘腿坐在了沙发椅上。

采访当天下午，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民说文化沙龙上，他和诗人韩博对谈，以自己的新作《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为蓝本，探寻为何现代城市文明的底层下裹藏着一颗农民心，进而从汉语以及语言的角度讨论社会学、政治学的一些问题。

他的这本书是其“故乡三部曲”的第一部，并由其编剧和导演了同名独立剧情长片。在这部电影里，自学成才的导演和一班科班出身的年轻电影人一起，用镜头语言讲述了一段关于死亡的个人感悟。大篇幅的空镜头、长串的安静现场声，来自柴春芽故乡农民的质朴表演，令整部片子看起来像是诗歌，也像是童话。

柴春芽说，自从他上大学之后就很少回故乡，但每次回去都会发现故乡那种“死亡”的迹象：人变得越来越少，年轻人大都去外地打工，萨满巫师也越来越稀少。本来萨满是乡村道德生活的评价者，通过神来判断一个人有无行为的过失。年轻人对老人不尊敬，神就会通过巫师的口告诫年轻人。但随着祖父母那一辈人的死亡，便给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品德画上了句号，那种人与人之间朴素的关怀和爱已经不存在了。这种切肤之痛使他开始对“故乡死亡”的主题给予关注。

韩博则认为，虽然柴春芽小说写的是他乡村故乡的死亡，但对中国所有的乡村、中小城市，包括县城、城镇都是有效的，这是可以触及最大多数中国人心灵的主题。

也正因为这些，令影片获得第9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之首作奖，继入围2012年台北金马影展、鹿特丹电影节之后，2013年又入围了温哥华电影节龙虎奖竞赛单元、维也纳国际电影节的主单元和第57届伦敦电影节。就在不久前，柴春芽接受了某时尚杂志主办的电影奖项“最具突破精神大奖”——“终于有独立导演的寂寥身影出现在了国内大型颁奖典礼上”，他在微博上这样说。

新闻报道与小说、电影

第一财经日报：你并没有任何电影制作、编剧、导演方面的专业背景，怎么拍电影？

柴春芽：导演其实需要有说服力吸引大家，让大家觉得这个故事和思想值得拍。我的摄影师、副导演、录音师都是专业的，技术上靠他们来教我。这部电影的主题在探讨死亡的问题，有关的现象与本质，第二部打算探讨生命的问题，第三部则探讨爱和宽容。整个故事很抽象，演员都不知道讲什么。

演员都是我自己找的，当中有老家的亲戚朋友。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电影电视剧很虚假，一个（科班）演员让他怎么去演农民？所以我就干脆让他们自己去呈现。说戏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自己类似的经历——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按照电视剧那样端着演，后来明白了，说你要搞这个多简单。

日报：你曾经做过深度报道文字记者、编辑和摄影记者，后来开始写小说、写剧本、拍电影。从纪实性的报道到虚构性的创作，表达形式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柴春芽：纪实的文字跟现实贴得太近，无法超越现实从而给予指导。中国的文化一直都太现实了。我现在可以虚构一个大人物、大事件，让人们看到原来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伟人；反之我认为，表现贪官之类的那种其实是“恶的文学”。

列夫·托尔斯泰是个超现实主义作家，《复活》里面他创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人物，那是新的人类、新的俄罗斯人，让人们看到之后觉得人应该是这样的，生活中就向这样的人靠齐。

日报：在你三十岁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八年前，辞职去藏区义务支教。这种自我放逐式的行为动机是什么？那里的生活是怎样的？

柴春芽：我到三十岁重新开始考虑死亡的问题，想寻找生命的意义。三十岁之后，突然觉得时间变得那么快——也不是因为物质上的缺失，那时候包括房子之类该有的都有。其实想去西藏很久了，以前采访常常跑，还会跟着朋友去他们家；但琢磨了六七年总希望深入到藏区的最底层去。因为我是农民出身，总是特别羡慕游牧生活。

两个妹妹大学毕业我也不用再供养她们，加上报业整顿、个人感情危机，于是刚好那一年就可以去做一件没有任何回报的事：给孩子们上课。到了那里没有电、没有公路、没有通讯，去县城骑马需要走九个小时。到处都很安静，孩子们放学了就剩我一个人，就大量地读书、跟我的一个小活佛学生大量地进行辩论。那一年对我很重要。

以前想写书，不知道要写什么、探讨什么。从藏区回来之后闭关写《寂静玛尼歌》，半年就写出来了。走向这条道路之后，关注的主题也就越来越多。

忧伤的尊贵

日报：很多诗人、艺术家都喜欢去藏区，也从那里获得了很多创作灵感。入藏归来之后，对你的文学梦想来说意义何在？

柴春芽：我探索西藏的问题，注重的是西藏人对精神世界那种探索的表达。那时候我很世俗，会恐惧失去财富。回来之后明白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存在，所以也就安稳了。

现在关注更多的是超越民族的，整个人类的状况。比如在农耕文明的消亡和工业文明来临之前，中国人在夹缝中精神流亡的状态。现在的小说你分不清来自哪个国家，因为它们探讨的问题都是抽象的。我现在正构思一本小说《未来千年文学大师备忘录》讲所有虚构出来的文学家，比如说2875年生活在火星上的一个作家，后来怎么样。

日报：你的文学基因里有着三个作家的明显痕迹，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他们是怎样影响到你自己的创作？

柴春芽：我觉得21世纪的作家不能再靠经验写作，而是靠知识和想象力。现实主义小说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用太简单，比如一件凶杀案，为什么只可能是简单的你不爱我了、我去杀掉你，难道不能是因为太阳系发生一个事件，或者水星的移位，使得人类爱情激素分泌的变化而造成情杀？我希望关注的是这些事情。

中国作家用的是农耕文明的东西来写作，爱情什么的都很直接。但其实人到一定年龄之后就想恋爱；爱情中的男女想要生养儿女。动物在生下来几个月之后就有性激素刺激繁衍后代，而人类到十几年之后才有，就是因为有一种抑制激素，刻意让你花很多时间去培养大脑、获得知识。人类哪有那么简单啊。

日报：你曾经说过，城市生活令人麻木迟钝、大自然则让人心灵敏锐善良。从藏区归来之后再看城市生活，是否与之前有着截然的落差？

柴春芽：城市里有多少电磁啊。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会产生电流，人类之所以会思考就是因为电在相互刺激。一旦电磁场受到干扰，整个系统肯定会紊乱；而到了草原上，神经电的分泌比较正常，所以就比较容易去思考终极问题。所以真正的密宗大师都需要去山里闭关。去年在拉萨听说近几年大师们需要去更远的深山，因为城市发展在扩大干扰。

另外，在城市里大家都要抢占资源，这会挤压出你的动物性；在草原上的时候天地那么大，抢什么啊，见到个人都觉得很亲切。这样你的心不就变得柔软了吗，对同类的爱和悲悯就产生了。

日报：作为记者的你以及作为入藏修行的你，在面对现实中种种不尽如人意的丑陋现实会不会同样感到绝望？你会用怎样的追求去化解这种绝望？

柴春芽：我想去挖掘农业社会当中留下来的“忧伤的尊贵”，每个种群总有一种尊贵的品质。实际上，农民中有伟大者。我认识一个老头精通阿拉伯语，在修行研究伊斯兰教——这就是民间的智者。

当初入藏去找寻的东西现在很确定我找到了。我在现在的生活中很有规则，比如不撒谎、把垃圾分类，别人赠与的钱不直接拿而是用来做更有益的事情，还有不过太舒适的生活。现在越来越坚定地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培养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的话，对于名利的选择我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