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人才流动须建防火墙

最近，广州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辞职从商，随后出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另据报道，广州警界“新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也于今年8月底辞职进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

两名仕途看好的官员接连进入商界，从事与原来公职差异甚大的行业，这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当然，这种现象在20年前并不新鲜，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甚至形成过一波官员下海经商的浪潮，很多人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且不说他们个人财富急遽膨胀，还有一些人成长为商界领袖。不过，近年来出现的另外两个倾向也值得关注。

一方面是官员离职后从事原行业与领域的工作，并且收获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有媒体在此前对A股所有上市公司高管进行筛查后发现，有34家上市公司聘请23名证监会前官员担任高管。我们愿意相信这些前官员在履任新职后会继续遵纪守法，而那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在面对前同僚前来办事时也会一视同仁，但一些公众还是难以消除疑虑，毕竟中国官场和商场都相当看重熟人关系。

另一方面是官员退休后接受企业聘请，比较集中的是任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此前有报道称，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上千名前官员作为公司高管，至少有20名副部级以上退休官员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其实，政商两界人才的交流互动在中国香港及美国等都非常常见。对于企业而言，它愿意选择高价全球招聘人才，这是合法的企业经营权；对于官员而言，其愿意放弃公职岗位进入企业，也是就业自主权的体现。从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角度而言，这种政商人才的交流遵循市场规律，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

不过，政商人才交流在当前制度不太健全、监督难以到位的情况下，容易引发社会的不安。公众无法确信一个官员在离职或者退休后担任企业职务，是否会利用其原来的行政基础、人脉和资源为企业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让普通企业披上一层“官方保护色”后获得特殊优势。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赞赏和鼓励政商人才交流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建立防火墙的必要性。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是这样的制度执行情况，外界知之甚少，而违反这一条款被处罚的案例更是鲜有耳闻。所以，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政商人才流动，国家组织和监察部门应该对此予以重视，可以采取适当的举措进行制度完善和监督检查。

首先，必须将《公务员法》相关条款加以细化，包括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等规定予以细化，还可以要求公务员离职或退休后在企业任职情况在一定期限内向组织汇报或备案，甚至对于前政府官员担任高管的企业到原政府部门办事时予以特别监督，或设立回避制度。

其次，在全国范围内对离职和退休官员企业任职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因为官员在任时为企业谋取好处，卸任后到企业任职收取“期权式”报酬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也被称为“权力旋转门”。只有通过摸底调查，才可能发现违法情形，进而加大查处力度，这样既有利于官员到企业任职正常化，也有利于维护政府公信力。

其三，政府部门需要深化改革、简政放权，让公权力运行更加公开透明。这样，即便官员离职或者退休，他们除了个人能力，并不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优势，其人脉资源无法直接兑换成商业利益。

正如最近广州两名官员企业任职的例子，就更加凸显官员的个人能力。这时候，当企业聘请前官员不是看重其“前官员”身份以及曾就职部门的熟人关系，这才真正有利于促进政商两界的人才交流，公众也才会真正打消疑虑，恢复对政府部门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