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中国文化现在很有问题

“大脚印”、“和平鸽”，擅长用火药在夜空制造惊奇的艺术家蔡国强又有了新玩法，而这一次，居然跟火药无关。5月4日起，蔡国强个展《农民达芬奇》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开幕。他展现的是中国土地上最质朴的一群人在为梦想展现的惊人创造力和勇气。

农民艺术家

蔡国强花了六年时间，在中国翻山越岭，找到了12位农民的60多件“发明创造”，并在《农民达芬奇》中进行展示。这群人曾早公诸于报端，大都作为都市人嗤之以鼻看作谈资的笑料：制造的飞碟从来飞不起来的飞碟狂人杜文达，用长相怪异的机器人当驴拉车的吴玉禄，用五个大汽油桶焊接起来一个潜水艇的陶相礼……

这是一群最具争议的人群，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文化层次不高，折腾着在旁人看来“不务正事”，没事就往废品收购站寻铁皮。可是在蔡国强看来，他们都是真正的艺术家，达芬奇式的创造者。

“当城市人被永不满足的物质所累之时，这些生活在大地上的农民，却把双手伸向创造个人梦想的天地，这是个颇具讽刺的现实。之前做火药，国外人称我为‘大地艺术家’，可跟他们比起来，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地艺术家。”蔡国强说。

一如火药炸药的犀利，蔡国强很快在这些农民的创造身上，找到了他的公众议题：“不知如何降下”，这句话被他书写放大在整个美术馆的外墙壁上，格外刺眼，他说当他问杜文达如何让飞碟起飞时，这是对方给他的额外答复；“重要的不是飞起来”，这似乎是蔡国强对这个时代反思，不是飞得越高、越快越好；“农民，让城市更美好”，类似拷贝上海世博会标语，却又恰恰真实反应了本质的部分。

为了说服农民参加一个他们本身完全不懂的艺术，蔡国强甚至用钱把这些作品全部买了下来，他给农民发明家们出钱坐飞机来上海看世博会——对一直想把自己飞机整上天却没钱坐飞机的农民吴书仔来说，这还是头一回。

从本质上来说，蔡国强从这些农民身上找到了真正共鸣——对甚至旁人看来不能称为梦想的执着，这不是艺术家最具有乌托邦式的涅槃么？

“我收藏的是他们的梦想，而在这些梦想里，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本来就是个农民。”蔡国强说道。

一财网独家对话蔡国强：“我喜欢难以控制的东西”

第一财经：艺术家喜欢追求模糊和不确定性，对你来说也是这样么？

蔡国强：我这人喜欢做一些偶然的、难以控制的东西，不确定性带给我很大的诱惑。这次展览，我就故意让自己身份很模糊，既是艺术家、策展人，又是收藏家。事实上，这展览是我从火药艺术延续下来的，跟童年的趣味有关，我童年也喜欢摆弄这种手工的梦想，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成熟，也很享受自己的不成熟，其实我一直在保持童年的这种一致性。

第一财经：有人质疑说，蔡国强是利用其官方身份达成了很多自由艺术家无法做成的作品，你这个针对农民身份的展览，是对这种质疑的回应么？

蔡国强：也不能说是回应，每个人都有质疑的权利，我今天这么做，照样有人会质疑。从2001年上海APEC焰火计划，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让人印象深刻的“大脚印”，再到国庆60周年庆典的“和平鸽”和“网幕烟花”，无一不是诞生于大城市的“官方作品”。我整天做着与大城市有关的项目，离土地渐行渐远，那让我有非常不真实的感觉，这次的作品以个人身份进行，我试图与世博会保持距离。关于身份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国家，只有政府的集体力量才能让主流概念上体现幸福感，官方身份帮助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个人做点事，也为国家做点事，没有政府的力量很难达成对农民的关心，对个人的关心。

第一财经：除了移动彩虹、大脚印，你曾经在台湾把一个博物馆给“炸”了，甚至还想在天安门城楼做火药的文章，你还有什么想去实现的仍没实现的想法么？

蔡国强：我是把美术馆当材料和工具的，美术馆本身也是呈现对象，我用爆炸对美术馆内部进行了重构，甚至想用爆炸让美术馆平移一米的位置，但那个作品没有成功。大家看到的作品都是能够做成功的，比如空中燃放的烟花，而做不成的作品就是漆黑一片的天空。很难说哪一个更好，漆黑的天空回味无穷，我会经常想到它。其实我是比较中庸的人，我不把一件事情看成唯一的。就比如我对待矛盾的态度，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认矛盾。

第一财经：你和徐冰等留洋艺术家都选择了回国进行创作，是否是因为现在艺术市场的原因?

蔡国强：我是能耐有限的，对于创作不能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会有匠气。事实上，我们这一辈从中国出去又回到中国的艺术家，对中国文化很有感情，也很依赖的。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现在很有问题，但我又很有信心。我觉得自己不是海归，我其实没有真正离开过。东方的哲学有很大的包容性，包容时代变化，也包容自己的矛盾。西方是解决矛盾，艺术家成就也高，而东方把矛盾本身的许多东西呈现给我们看，却不提出解决的方案。我用作品来表达矛盾，表达摇摆，东西之间的摇摆，左右之间的摇摆。

第一财经：有什么对你的创作影响最大的么？

蔡国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方法对我影响非常大，他们带来的是一种艺术方法论，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深刻的哲学道理说得让农民听得懂，我在做这方面的内容，就很容易想到。我其实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尽管社会制度不主张个性的东西，但现在这种情况在改变，我能有深刻的体会。

第一财经：女儿对你的创作有影响么？或者有没有专门为女儿创作一件作品？

蔡国强：我有一直给女儿创作。我有一个20岁的女儿，一个6岁女儿，是一个老婆生的。我每天都给孩子讲我自己编的故事“小鱼嘟嘟和她的书包”，讲一个女孩子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常给她讲,就像一个固定的电视连续剧，那是一个给女儿创造的人物，女儿欣赏我的胡编的想象力的无边无际。现在已经讲了20年，故事越来越难讲。她现在也开始做艺术，不过她面前有两座山要逾越，对于她来说非常困难，一个是艺术本身，一个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