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没有一个年份像1968，出现那么多反叛精神的自燃

1968年4月，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

40多年来，美国种族问题引人深思。图为《时代周刊》封面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有一些年份特别有意思。比如1848年，欧洲各地都发生了革命，从那以后，大部分民众都不再认同贵族特权、君权神授之类的传统政治观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政治民主等现代政治意识开始传播，工人成立了工会，普选权逐渐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而那些曾经镇压革命的人，也开始着手改革，农奴制逐渐取消，中下阶层因此对革命热情不再，社会各阶层都开始倾向于妥协。可以说，1848年是欧洲新时代的开端，自此以后，欧洲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革命，而它在短时间内的飞速发展，更是让全世界鞭长莫及。

120年之后，再次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欧洲，以及大西洋彼岸，与它有着相似文化基因的美国，又一次面临革命，只是这一次站在舞台中央的，是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人，而革命者手中的枪炮，也早已被和平的示威所取代。但从某种意义上说，1968年这个多事之秋发生在欧美各地的社会运动，同样影响着当时各国政府的实际政治运作，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改变了当代欧美社会的结构，尽管并不彻底。

与此同时，在这一年，世界各地还发生了很多之后看起来颇具标志性色彩的事件，比如切·格瓦拉前一年在玻利维亚被杀害后的照片，在这年年初由古巴政府公布，于是世界各地都开始出现了切的崇拜者。诸如此类事件，固然给没有在欧美亲历过那一年的后来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但很多时候，关于这如此重要一年的描述，仍然显得支离破碎，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于是，马克·科兰斯基写于2004年的这部《1968：撞击世界之年》，就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不得不说，这是一本经典之作，至少，它对这一年的描述，完全配得上这个伟大的年份。其实早在2009年，国内就有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过它的中译本，可惜翻译质量有所欠缺——或许因为是多人合作，水平难免参差不齐。虽然如此，因为这个主题太过吸引人，出版不久也就售罄了。于是大伙都惦记着这本书再版。巴巴地盼了七年，如今这本书终于重出江湖，这次的新译本，全部翻译工作由一人独力完成，译笔流畅、生动，几乎没有硌牙之处，实属上乘之作。谢天谢地，终于可以开心地把整部书重温一遍了！

在这一年的开始，似乎一切如常。连战争中的越南人，也因为先前教皇已经宣布过1月1日为停战日，得以安静地度过新年。而在它的前宗主国法国，始终被称为“将军”的戴高乐总统，在向民众发表新年致辞时，也体现了“不同寻常的温和，几乎到了慈祥的地步。”他声称：“今日之法国，断不可能如同往昔，因危机而瘫痪。”这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吗？可惜身经百战的年迈将军并未感知到即将来临的一切。最终，这场五月风暴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而他自己，也因此被迫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并在短短两年之后辞世。

很快，反叛就成了这一年的主题词，一直延续到年末。2月，在美国，以拳王阿里为代表的民众掀起了反对越战的风暴；3月有英国激进主义者在格罗夫纳广场的暴动；4月，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这一悲剧性事件，因其生前一贯坚持的非暴力主张更显悲情，一时间，美国40多座城市接连发生了民权斗争的狂潮；仅仅两个月后，曾和哥哥一样支持黑人民权运动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被另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接着是高潮来临的5月，为支持学生运动，法国巴黎20多万民众涌上街头，开始大规模示威游行，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交通全面停顿，工厂停工，商店歇业，整个巴黎陷入瘫痪。

但这类仍基本局限于和平示威的社会运动，与之后发生在布拉格的流血事件相比，不过预演而已。欧洲之外也并不平静。10月12日，墨西哥城奥运会开幕，而仅仅是在几天以前，政府军刚刚镇压了历时数月的学生运动，古老的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上血流成河。

作为记者和著名的历史畅销书作家，作为生于战后的“1968一代”，马克·科兰斯基选择以自己最拿手的新闻报道式风格，来为他曾亲身经历的这令无数人永生难忘的一年画下素描。尽管他声称，“即便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认为试图在‘1968年’这个主题上保持客观是不诚实的”，但作为专业人士，他仍然按照时间顺序，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年发生在全球各地的大事件。作者在叙述中力求客观，为此大量引用了当年的新闻素材，对事件的评价却几乎不着一字。在这部厚厚的历史书里，作者似乎决意只充当娴熟的向导，而把欣赏沿途风光的自由尽可能地留给他的“主顾”——读者。

到1968年，已经有超过50万美军士兵参与越战。图为1962年11月，一个美军军官与被南越政府军捕获的北越民兵

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细节。比如在叙述黑人民权运动的进程时，作者自问道：“如果有一次游行或者静坐，但没有得到媒体的报道，那么它发生过吗？”一个常常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事实是，1968年，民权运动的参与者大多已看到媒体那股无与伦比的力量，他们很快便意识到，需要充分利用它来掌握运动的话语权，因此就出现了以下这一幕：当金博士看到《生活》杂志的一位摄影记者，放下相机去帮助一个被警察毒打的示威者之后，他立即设法找到那位记者，劝告他说，“你的角色就是拍下我们的遭遇。”言下之意，“帮助被打的示威者，不是你的责任”。今天回头来看，也许我们会嫌这样的做法有失厚道，也与金博士的人道主义者形象不符，但它至少不失原则，也足够巧妙。实际上这类媒体策略，后来也曾启发过其他的一些社会运动人士，可见如何借媒体之力来推动社会进步，的确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议题。

人们不禁要问：主导1968年的精神是什么？有人说，1968年的社会运动，属于“左翼”。但假如这个命题成立，又该如何解释发生在波兰、捷克的示威行动呢？也许，事情正像这本书的作者所说：“从来没有一个年份像1968年，以后也不大可能再会有这样的年份。那时各个国家和文化仍相互独立、形神迥异……然而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了反叛精神的自燃。”

没错，“反叛精神的自燃”，一个多好的词啊。对于那一代亲历者而言，更妙的是，如果你有一天，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届中年，却似乎并无多少成功可言，这时候，你至少还有1968年可以回忆。就像庞德说的：“中年的乐事之一，在于发现自己曾经是正确的，并且一个人在17岁或者23岁这种年纪时，远远要比自己所想象的更为正确。”而我相信，经历过1968这个梦幻年代的人，将会“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当他们想起这段无所羁绊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