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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供给侧改革与消费者用户体验升级

第一财经 2016-11-30 10:21:00

作者:贾康    责编:孙维维

中国要真正解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放生产力、释放潜力活力的问题,首先是要看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

编者按:本文系贾康先生2016年11月19日在2016消费经济学会年会上的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非常感谢会议的邀请,很高兴能参加我们的年会,作为一个研究者,借这个机会汇报一下自己对于供给侧改革与消费需求响应机制、消费者用户体验升级的相关理论探讨方面的一些初步看法。我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在我们研究的经济循环中间,供需互动是一个基本的动力机制,需求是原生动力,消费是最终的目的和归宿,而供给对于需求的响应机制,是决定人类社会不同阶段上升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使消费合乎意愿,我们现在往往把它称为“用户体验”,合乎意愿的程度提高,能够使用户体验升级。在经济发展中,实际上供给侧是创新之源。在供给品性价比提升的后面,经济学分析可以证明,它会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比如今年中国财税改革中的营改增做到了全覆盖,而营改增会促进专业化细分,公平竞争中的专业化细分又会促进产品与服务的升级换代,它就会带来性价比的提高。假设其他各种相关参数不变,消费就会得到扩大。

这种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实际上对应的就是“扩大内需”。另外一个视角,比如我们都关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本社会保障在基本养老、义务教育,还有基本医疗保障等等方面如果做得更到位,那么将会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又是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样的观察,后面跟着的认识是什么呢?我想是产品服务供给有效性和制度供给有效性的提高,从供给侧带来了使消费提升和扩大的效应。

实际生活里,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上非常有感受的一些案例。比如这几年,信息化时代一些供给侧成功创新的产品如何引领全球的消费潮流。乔布斯主导的苹果产品,比如苹果智能手机,问世之后使消费者普遍感觉眼前一亮,欣然拿出自己钱包里的有效支付能力去购买的时候,带来的市场效应不叫一呼百应,是一呼万应,一呼亿应,迅速风靡全球。那边刚刚宣布了一款产品,没过两天可以在我们中国首都繁华商业区北京西单大悦商城的苹果旗舰店,看到消费者排成长队在那儿热购,到了夜晚这个店也不能关门----这样的情况我是亲眼所见。它所带来的由供给侧成功创新而实际上引领和创造需求、满足消费者用户体验升级的这种效应,得到了新技术革命时代种种因素的配合,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实际上对于民众带来了福祉的增进。

另外还有反面的例子。大家都讨论的马桶盖,是中国人富起来了,钱包鼓了,当中日关系稍微缓和一点儿以后,大量中国游客涌到日本去观光旅游,顺便几乎不约而同出手把日本的马桶盖买回来。开始认为这种购买现象肯定是表明中国国内这种产品生产的技术和工艺水平不够格,所以才会出现跑到国外去购买的情况。后来发现不对了,买回的马桶盖原产地是咱们杭州附近,是中国本土的厂商按照人家的订单提供的中国本土制造的产品,说明中国的供给侧,并不缺少人民群众家庭卫生洁具升级换代的马桶盖所需要的生产技术供给、制造工艺供给,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中国国内市场制度环境的供给为什么不能形成一种品牌效应?引领某种品牌应该在“优胜劣汰”中胜出的公信力为什么迟迟不能出现?,中国的家电市场,必须说它是鱼龙混杂的,而且这种状态迟迟不能改变,消费者对于假冒伪劣的风险心有余悸,是不敢轻易、贸然出手购买的,对用户体验的预期非常不良。而到了日本,口口相传的公信力是说,那边有全套的质量控制,有全套的政府监管,你放心买,买回来不会有任何烦恼。就是这么个区别。董明珠对于中国家电市场评价说,这中间是大家都在处关系,“都处关系”的结果就是鱼龙混杂,就是迟迟不能让市场真正优胜劣汰,这里缺的不是技术,不是工艺,缺的是制度环境的有效供给。这两种案例摆出以后,我想转入我们认识框架上的一个概要的认识,从国家领导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表述,先谈谈自己的基本看法,然后进入到我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整个动力体系认知的一个框架。

总书记在五中全会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是在前面已有口风以后,比较系统地用5句话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话不长,但是我认为已经很清晰地体现了中央关于这个战略方针的核心概念及其内含的基本逻辑连接。第一句话说,“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怎么样,表明这样一个关于供给侧的战略方针,绝不是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还要继续优化需求管理。

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话、第三句话讲的是需着力加强的都是供给侧了,这是总书记后来讲话里所加以认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首先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在改革上,说明这个战略方针不是横空出世全新的东西,它就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政方针贯彻轨道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还是改革,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上“供给侧结构性”呢?有的评议说这太文绉绉了吧,而且还有点儿绕口。我的体会就是:显然决策层是在特别强调我们现在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需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改革是什么呢?邓小平说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就是在供给侧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生产关系是社会形态里的制度架构,说到是“供给侧”,就是在学理上把它挑明了,这是新意之所在。为什么是结构性呢?讲供给侧首先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就是对应着总书记说过多次的改革深水区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否则我们没有出路。这个供给侧改革在表述上与我们原来所说到的体制改革、深化改革在用语前缀上有区别,但不能说他们相互之间是什么排斥的关系或者说是什么从属的关系。

我注意到对供给侧改革提出批评的北大学者是把这先认为是排斥关系,后面又说成是从属关系,我们认为在学理上这都是说不通的。供给侧改革也就是一向所说的体制改革,是要提供有效制度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在第二句话勾出来以后,跟着的第三句话是强调在供给侧以制度供给这个关键要素,带上其他所有的供给侧要素,形成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表明我们的这个战略方针是一个系统工程的问题,对于中国是全局、长远的问题,解决现在“问题导向之下”到底怎么样通过改革攻坚克难而达到全面小康,以后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直连通伟大民族复兴现代化中国梦的问题。我们显然要借鉴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等等这方面的积极启示,但是总书记的话叫“不是一回事儿”,我的体会就是那边还是比较狭窄的、局部的认知,虽有新意,可借鉴,但是和我们确实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相比的概念,我们这里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把握,要比那边宏大得多。四五句话讲的是这样的供给侧改革追求什么?首先是解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这又不是全新的,是在胡锦涛总书记任职期间就已经非常明确认识的问题:邓小平简洁正确表述的“发展是硬道理”要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现在表述上的新意是什么?是直接把它连通到关于经济动力的认识,动力体系要转型升级,

最后一句话,是要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它表明我们现在追求的供给侧改革还是延续“三步走”战略里内含的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战略思维,这种超常规发展战略,在主观上来说,当然是需要做理性把握的,在客观来说则具有可能性:人类社会发展从来不是谁先进就永远先进,都是你追我赶,前面有英国赶超荷兰,又有美国赶超英国,中国现在就是要努力地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在工业革命自己落伍之后,从追赶最后达到后来居上的赶超。我觉得这就是邓小平“三步走”现代化战略思想的延续,在新的阶段上结合着所表述的“整体跃升”“阶跃曲线”式的表述,再一次肯定了我们要贯彻执行的是超常规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层面几乎不约而同使用的所谓跨越式的发展战略,有的人称为“弯道超车”,都是在讲超常规发展--有的学者批评弯道超车,这都是字意,实际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抓住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历史机遇,争取“守正出奇”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

把这些认识基本勾画一下以后,简单说一下我们在学理上是怎么看待供需之间互动而生成的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这个动力体系最后落到归宿上,就是满足消费者用户体验的升级。我们认为供需显然是相反相成的概念,谁也离不开谁,在实际生活里,必须首先承认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人存在就有需求,引出动力要去满足需求,从而要有生产活动,提供产品与服务,但是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可把相关情况列出一个表格。第一列是讲人类发展从最原始状态一个个台阶上升的不同时代的表述,第二列是与此相关的在供给侧生产力视角上所实现的一个个台阶的创新上升,第三列是在生产关系视角上,社会形态的一个一个台阶的相应演变。

最粗线条地说,人类社会最开始脱离动物界,是分工和合作之下从事采集与狩猎,以这种供给能力来满足社会成员活下来的基本需求。这样的一种状态经过了漫长演变之后,终于引出了农业革命这个供给侧划时代的进展,有了这样的创新之后,人类社会就可以相对稳定、可预期地在季节更迭之后取得不仅满足社会成员能够活下来需求的供给侧产品,而且还可以使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在剩余产品支撑下得到满足他们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层面的供给。历史唯物论解释清楚了:到这个阶段,从人的本性引发出来的供需互动,必然要引出人类社会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的氏族部落状态而进入阶级国家状态。再往后的演变过程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工业革命,又伴随有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化。工业革命具体可区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器时代和我们现在面临的信息时代,是供给侧一个一个成功的创新,使我们的供给能力不断提升,而使需求得到满足的那种用户体验,也由此是不断升级的。

到现在最前沿的情况大家注意到是什么呢?是到了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又推到了移动互联,紧跟着的是在大数据、云计算等的技术支撑之下,有了智能化的趋势,有了明显的共享经济发展的进步与广阔前景。共享经济是在消费方面完全可以突破原来的排它性的框架--原来只能是排它消费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共享。有分时度假酒店,后来走到现在在数据支撑下的家居旅店和网约车、顺风车等等,再往后这种种具体的形式会层出不穷。

比如电动汽车,可能不太长的时间之内,在社会成员中越来越多采用,而现在已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种新配置,是私家车,晚上停在停车位的时候接上充电桩,这时候电网里的电是最便宜的,充好了的电,到第二天白天你不开车的时候,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会看到一个提示:你可以卖出去多少电,而且卖个好价钱,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把一个一个的消费单位变成了一个一个的生产单位,配上分布式能源、智能化电网,大家一起来共享整个资源配置里的潜力,所有的人在这里面是共赢的,整个电网的功能更符合低碳、绿色、环保等等要求,资源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所有的私家车消费者在这里面,又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到了共享经济里去。这些都是供给侧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给我们引出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消费的升级。

这些观察,再结合前面的案例分析,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需求侧的意义在这方面怎么说?我觉得要承认既然是原生动力,它也是合乎逻辑地不断要变化的,需求是不断出新的,从人类的本性来说需求永远不可能真正完全满足。广义的需求要说到的就是按照“渔夫和金鱼”的寓言来说,不可能有一个天花板,你假设把一个乞丐一路抬高到国王的高位,他还想再多活500年呢,经济学无法讨论这种漫无边际的广义的需求,它必须给一个定义,可以讨论的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这就好讨论了,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众的收入在不断增长,他们这些收入怎么样用出去,是他们运用消费者主权。在挑选消费对象、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所需的用户体验的满足到底是什么,他本身也说不清楚,但是供给侧成功的创新会使他眼前一亮,欣然把钱拿出去来购买。这就是实际的供需之间消费与生产、生产与消费永不止息的循环过程、互动的过程。

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需特别强调关于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原来所说的“三驾马车”上。三驾马车只讲了需求侧,但在需求侧又不得不把总量的需求切分成三大块,就是投资的需求、消费的需求和进出口的需求--这些年大家感受到这三驾马车之说的解释力越来越不足,都对它不满意,道理何在呢?就是它不得不在总量的需求侧引入了结构分析,但这个结构分析没有走完,必须把这个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完成对于整个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这个认识框架才能有它应有的解释力和支持科学决策与政策优化的理论支撑力。我们要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就是从这个认知角度来做的。一些基本看法在这样的一个供需互动、相互关系分析的基础之上,引到认识整个动力体系,是必须把已经在需求侧不得不做的结构分析引到供给侧而展开。

供给侧的结构分析,如果从理论模型来说,可以先做一个抽象,就是供给侧存在着五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还有科技创新与制度与管理。千千万万复杂的于供给侧看起来指标不可通约的这些因素和变量,可以就概括为这五大方面。五大方面的要素中,前三项一般的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和进入中等收入的阶段上,前面三项的支撑力是要衰减的,中国这些年走向经济新常态,就和这息息相关。2010年我们人均GDP达到四千美元左右,人均收入站在世界银行横向比较的三千美元以上,而以后我们经历了一个经济不断下行的过程,新常态的“新”已明朗,而“常”未实现,怎么到“常”呢?“常”是必须稳定在一个增长质量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实现这个追求需要找到的是后面两项要素的潜力,这后面两项巨大的潜力如果释放出来,可以对冲前三项滑坡的下行因素,而且同时带来结构优化支撑我们的升级版。科技被邓小平表述为第一生产力,就是强调它的特别重大的支撑创新发展的作用,而制度变革就是改革,被领导人称为“最大红利”、“关键一招”。

现在学者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已经被领导者和有关管理部门接纳而写入文件。全要素生产率不是讲的所有这五大要素等量齐观,讲的是在经济阶段转换之后,五大要素继续各有贡献各领风骚的时候,在他们的组合上怎么推陈出新,怎么真正聚焦到后两项潜力的释放上。而对于后两项,我们又特别强调在中国转轨过程中,往往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吴敬琏老师所说的“制度高于技术”,制度供给决定技术创新的潜力是不是能如愿地发挥出来。前面大半年,实话实说,中国的高校、研究机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折腾,再次表明了制度环境对我们科研创新积极性的遏制,把官本位、行政化这套东西十分起劲地施加到这些知识分子头上,包括自愿参加的横向课题的经费管理上,而且还要往前追溯,名义上是在加强管理,实际上是违背科研规律,实行了克强总理反复批评的大量的繁文缛节,搞了大量的打击科研人员积极性的种种清规戒律。现在中央实际上已经在纠偏,几个文件已经发出,当然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有关部门说这些文件的贯彻是要在年底之前出细则,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换句话说,中国和美国创新制度环境比较起来其实简单,你看看硅谷,在那里怎么可能想象有一群人手中握有公权、无论以什么名义而按照官本位、行政化的规则对于这些创新一线、产学研结合一线的创新者、知识分子、科技人才,去实施所谓加强管理?根本想都不要想!这就是人文环境和科研规律方面结合中的巨大差异。中国要真正解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放生产力、释放潜力活力的问题,首先是要看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消费在中国有极其巨大的潜力,全球的人们一望而知,这么多国外的客商为什么在中国现在不断看到有困扰的时候,还看好中国市场,就是知道这个14亿人的大市场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会不断释放需求,又可以得到全球的供给来回应,这样的循环过程,是使在商言商的人谁不知道一定要盯住这一大块市场?但是这个市场潜力到底怎么样如愿地发挥?我们就必须以有效制度供给为龙头创新发展,落到消费者用户体验的升级方面。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供给侧整个结构优化的关键机制把握好。

这些看法还很粗糙,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贾康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贾康学术平台”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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