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还是偏见？美国记者的百年中国记录

一百多年来，美国主流媒体始终活跃在中国重大新闻事件第一现场，记录下中国社会变革。

放眼看世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雄心与行动。

2000年，作家师永刚在香港一家图书馆阅读美国《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时，意外发现浩如烟海的英文世界里，同样隐藏着一个西方视角下的中国：神秘、生动、野蛮、革命……自1854年一篇关于美国商船进出上海港是否应该根据《望厦条约》规定、享有“利益均沾”原则的长篇通讯开始，一百多年来，美国主流媒体始终活跃在中国重大新闻事件第一现场，记录下中国社会变革。

美国著名学者梅尔文·门彻提出的“新闻是易碎品”一说影响深远。但当封尘的杂志被一本本翻开，微缩胶卷中粗糙的字母重新浮现，那些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留下的记录，仍然让师永刚感到震撼，“和我们读到的历史太不一样了”。

近年来，师永刚一直致力于中国新革命史的记述与推动，编著的《宋美龄画传》《蒋介石画传》《样板戏史记》等书均产生过巨大影响。待到数百万字的陈年报道翻译成中文后，师永刚决定将其整理成为《中国时代》一书，“一部西方人写的中国近现代史，不妨将其当成参考坐标。”

新书出版后，也有人质疑已经开始走向自信的中国是否有必要在意西方人的目光。“在乎别人的看法没什么可耻的。”正在美国的师永刚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多听别人意见，多看别人走过的路，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持续记录中国

1843年，也就是摄影术发明后的第四年，法国人于勒·埃迪尔在澳门和广东沿海地区拍下37帧银版照片，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拍摄经历。这是近代西方人留下关于中国的最早摄影记录。此后，一批批西方冒险家、记者踏入这片以往只有在马可·波罗笔下才领略过的神秘土地。

以在中国知名度非常高的美国《时代》杂志为例，创刊次年的1924年，直奉军阀大战主角之一的吴佩孚就登上杂志封面。此后，蒋介石、宋美龄、溥仪、毛泽东、邓小平等上百位中国人都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师永刚统计发现，《时代》迄今已刊登至少上千篇关于中国的报道，相关文字有500多万字。

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到蒋介石兴起、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发展步伐、宋美龄的美国演讲、“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连续记录，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外交运势，“在《时代》杂志中，一个陌生的、连续的、属于美国人发现的中国，扑面而来。”师永刚这样回忆。

而在1851年创办的《纽约时报》上，关于中国的记录就更早更详尽了。从1854年发回第一篇报道开始，他们就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大变局之下的历史：广州烟雾缭绕的鸦片馆、光绪皇帝学英语、慈禧太后召张之洞进京议事，清末女子逃婚、男子剪辫子……在《中国时代》之前，学者郑绪源还专门截取这段记录编成《帝国的回忆》一书，豆瓣网友评分高达8分。

除了文字，较早时期与《时代》同属一家公司，后来于2007年宣布倒闭的《生活》杂志，一直在用影像记录中国。师永刚说，《生活》杂志上刊发了1000多幅关于中国的报道图片。如今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些老照片，不少就出自《生活》杂志早期的摄影记者之手，比如1945年戴着盔式帽出现在重庆的毛泽东，以及晚年逗狗、寄情山水的蒋介石。

此外，以重磅独家新闻著称的《新闻周刊》，还有老牌杂志《纽约客》，以及与美国另一报业巨头《华盛顿邮报》，也在不同时期加入到对于中国的记录行列中。

梳理百年报道史可以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其实就是一个群体的围观行为。

历史细节的颗粒感

中国历史有偏好宏大叙事的传统。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笔下项羽乌江自刎时和虞姬的诀别固然悲情，但难免有人对这段并非太史公亲见的历史细节真实与否存疑。近年来，黄仁宇、史景迁等史学家充满历史现场感的写作手法固然令人耳目一新，同样在史学界也被诟病。

“很多历史学者拿到的都是二手甚至多手资料，难免会有关于可信的争论。”师永刚解释，新闻记者就在现场，记录亲眼看到的事情，而且新闻报道讲究生动、细节，正因如此，美国记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的描述，显然能给中国读者带来迥异的历史阅读体验。《帝国的回忆》中，李鸿章1896年在纽约访问时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文章被翻译成中文，有读者表示，终于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开放的李鸿章。

《中国时代》里，令师永刚印象很深的是西安事变，美国记者将这位“东亚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竟被暴力所掳”形容为“不可思议”。据当时媒体报道，蒋介石的46名士兵在事变中被打死。在被囚禁的13天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圣经》。宋美龄上飞机之前，手袋里还有一副假牙——事变中，蒋介石的假牙也丢失了。

“西安事变我看过三个版本，包括张学良的口述自传也看过。每个版本都不一样，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宏大叙事。”师永刚回忆，美国记者挖掘出的细节无疑令他印象最为深刻。后来，大陆一些表现西安事变的影视作品中，也出现《圣经》和假牙的特写镜头。

对于“文革”十年，《纽约时报》留下多达70万字的记录。包括“文革”之初的酝酿，红卫兵把苏联使馆前那条街更名为“反对修正主义大街”，与苏联发生边境冲突，中美建交;批林批孔，以及在拨乱反正过程中的几次反复与得失代价。

不过，美国记者在一些细节的甄选上，也带着美国式想象或西方人隔山观景的痕迹。比如他们写1979年国庆30周年的北京，商店预备了供应充足的茅台酒，“一种和火箭原料一样强劲的烈性酒饮料”。

师永刚将这些细节比作“历史的颗粒感”，毫不掩饰对其的喜爱，“当下各种观点喧嚣，最终留下的还是生动的细节和故事。历史就是由无数的片段、颗粒串联起来的，如果仅仅以对意识形态的错面对历史，未免太简单和粗糙。”

中国报道的“套路”

师永刚认为，梳理百年报道史可以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其实就是一个群体的围观行为。

1949年以前，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总体客观且完整。《时代》周刊创始人卢斯虽然支持蒋介石，但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比较善意，刊登过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但蒋介石败走大陆，他和后面的继任者态度就变了。尤其是冷战期间到改革开放前，对中国的报道更是充满意识形态的挑剔与苛刻。”

“文革”后，美国在中国香港的领事馆组织了一个人数庞大的翻译组，收集分析中国公开发表的两报一刊，或者监听北京广播电台，以此发表他们认为的中国政治和中国故事。围观者的心态在这段时期的《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中更是明显。

“他们甚至会认真分析一些中国人也不在意的《人民日报》社论中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以此推断中国。”师永刚查阅新闻纪录后发现，比如“文革”期间，美国记者就从中国报刊上毛泽东出现的次数来断定他是否生病，由此发表了很多现在看来都属于不实新闻的报道。以至于后来，中国也与西方形成某种默契而有趣的互动：一旦西方媒体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某种猜测开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巧妙回应，比如让毛泽东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在一次宴请中出现的。

师永刚长期在媒体工作，经常与西方媒体记者打交道。他说，很敬佩2000年以前的一批美国记者，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今天来看都是很重要的。但现在美国媒体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带着明确的价值观判断，但凡关于西藏、新疆问题，还有上访等负面新闻就非常容易发稿，“这样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其实挺简单的。”

而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和希拉里在竞选时，不时主动抛出的中国话题更像是某种必不可少的规定动作。在美国，中国研究也有很大的市场，比如隔段时间就抛出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制造想象中“恐怖的中国”。“看多了你会明白，这也是一门生意。”

师永刚说，不管是误读也罢，加入意识形态后的判断也好，美国记者对中国记录的变化背后，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利益不同，“中国的崛起太快了。”

师永刚将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整理成为《中国时代》一书，“一部西方人写的中国近现代史，不妨将其当成参考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