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于坚： 保留灵性生活的记忆

云南彝族的招魂仪式出现在“大象：诗与图像诗”展览开幕式上

宰杀公鸡后，民间信仰中可以通鬼神的毕摩吹响牛角号，念起神秘咒语，铜铃叮当作响，现场弥漫着轻微的血腥、松木香和白酒雄烈的气息。

这场来自云南彝族的招魂仪式，被诗人于坚带到了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举行的“大象：诗与图像诗”展览开幕式上。于坚不止一次见过招魂场面。1998年，在丽江一个纳西族山村，招魂仪式最后，东巴巫师咬着猪的尾巴旋转，一头牛突然倒下，他也感觉到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出场。而对于美术馆里的招魂效果，坐在台下的于坚却很忐忑，“招魂就像屈原时代一样必须在大地上进行。在上海一个旧工厂改造的美术馆，所有来自大地的东西都被水泥钢筋浇灌。怎么招魂?”

插着彩旗的祭台背后，是于坚拍摄的120多幅摄影作品，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于坚说，他试图唤起参观者的某种记忆，重新激活人们和精神世界的超越性联系。在他看来，如果说“文革”拆迁了时间上的中国，把中国的故乡经验污名化、虚无化，这些年中国大地上以城市化名义进行的大拆大建，则在空间上摧毁了故乡，古老中国的魂正在远去。整个社会技术至上，拜物盛行，这也是三千年未有的另外一种大变局。

“比原子弹还恐怖!”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外形敦实的于坚突然抛出一个夸张而闷重的比喻，让人想起他形容滇池之死的一句诗：“哦千年的湖泊之王/大地上一具享年最长的尸体”。

诗人于坚 摄影记者/吴军

滇池竟先我而死

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于坚评价他是“一个伟大的招魂的巫师”。招魂是于坚近年来经常提到的话题，也是他诗歌、纪录片、摄影创作的主题。

“我强调诗的招魂功能，是对屈原的继承。屈原诗歌中的那种招魂在云南还可以微弱地感受到。”他向记者解释。散文集《还乡的可能性》中，自幼在云南长大的于坚将那里描述为中国最原始的高原之一，大地上有种唐朝的氛围，依然还有巫师在活跃。他的外祖母，一位坚强的旧式女性，活着的时候就早早准备好寿材。小时候于坚和表哥经常坐在柚木板子上讲鬼故事。

1984年发表诗歌成名作《尚义街六号》时，和同时代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于坚受“垮掉的一代”影响很深。那时，他和云南大学一群文学青年在好朋友吴文光位于尚义街6号的家中有一个文学沙龙。他们留长发、跳迪斯科、喝酒，听披头士和鲍勃·迪伦。于坚还梦想背着吉他，约几个诗人，开着大篷车到处去朗诵自己写的“摇滚诗”，一行诗十多个字，他注入摇滚式的节奏，仿佛这样的写作才能尽情消耗年轻躁动的身体：“二十岁是一棵非常年轻的树在阳光中充血向天空喷射着绿叶/是隔着牛仔裤的千千万万次勃起是灵魂出窍的爱是狼嚎”。

时间滑到1990年代，社会经济重新走向正轨的中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在尚义街出入的文学青年们，也有的结婚，有的成名，有的去了西部，“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也就是在1990年的一天，于坚忽然得知，滇池的水不能喝了，有毒。“轰的一声!”时隔多年，他这样仔细向第一财经记者描述当时内心受到的冲击。

“在我的故乡/人们把滇池叫做海”，早在未成名之前，于坚就为滇池写过两首诗。80年代，看似以反叛身份诗作登上诗坛的他，因为一首首描写云南大地的诗歌，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生态诗人。滇池之于他，如瓦尔登湖之于梭罗，是诗歌创作和灵魂栖息的圣地。从前在有月光的夜晚，年轻的于坚猛地跳进滇池，鱼不时会撞到他的身体。

“我少年时代从未想过滇池会死，更没有想到它会先于我而死。”于坚一直以为大地总是永恒不朽，因为从来没有在古代诗人作品里读到对自然界死亡的描写，“海枯石烂”的意思，恰恰就是强调这是不可能。也就是这一年，于坚写了一篇标题非常诗意的文章由云南一家报社发表，《滇池将先于我们死去》。文章见报后，很多人嗤之以鼻，以为他是杞人忧天。

1996年，于坚开始出国参加诗歌交流。他发现，有的外国诗人至今还住在三百多年前的老宅里。而滇池却越来越臭，越来越黑;开发商还在周边填海修起高档别墅区。是年，激愤满怀的于坚完成了他最重要的长诗《哀滇池》，这也是当代中国诗坛最有影响力的三部长诗之一。“滇池之死”对于坚影响很大。他称生命就此“停止”，此后的岁月只是往日的回忆，“我是在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

于坚转而思考中国文化与现代性的冲突，并关注到先秦时期古典诗歌中的招魂传统。而宋朝以后，这一宗教功能在古典诗歌中早已消失殆尽。

消失的尚义街六号

1970年代，于坚还在当工人，他记得，出昆明城几公里就能看到豹子。青年时期因为有些天生弱听，他特别想让自己的性格更“强硬”，曾经有过与豹子对视的经历。

也正是这段常年在高原阳光、丰饶大地上生活的经历，让于坚以思考很多内地作家和诗人都没有想的问题：我们所丧失的那个故乡，确实是必须被抛弃的吗?中国当代诗坛中，于坚也是少数多次公开批判和反思城市拆迁的著名诗人。两部纪录片《碧色车站》和《故乡》中都涉及拆迁话题。

《故乡》中被扩张的城市侵蚀的宏仁村，被称作昆明的江南，是个千年古村。于坚第一次骑着自行车去村子时，穿过大片稻田后看到荷塘、果树，土狗的吠声也扑面而来。进入村口，老人们闲适地晒着太阳，时间在村子里仿佛凝滞了。一切就像汪峰在《北京北京》中所唱，“我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死去”。

这样的场景，与《歌德自传》中，59岁的诗人回到儿时故乡法兰克福发现一切如故非常相似。于坚曾经也幻想，以后指着后院那棵老枇杷树告诉孙辈们，小时候他用小便浇过树根。

可是，在城市发展浪潮中不甘落伍的昆明，开始了持续多年的大拆大建。拆迁的消息传来，《故乡》镜头中一位80岁的老人被活活吓死。少年时候于坚住的那片明清街区，也在几小时内被夷为废墟，连同地名在地图上彻底消失。而中国当代诗歌史上著名的尚义街六号，那座“法国式的老房子”，也不知何时早就被拆除。

“昆明现在和上海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坐在一个全国连锁的经济酒店一楼餐厅，于坚环顾酒店标准化的装修风格，眉头紧皱，“比如过去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画栋雕梁，那是手工之城哪，现在拆得一根都没有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他看来，拆迁固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必要手段”，但现在的许多拆迁导致生活世界同质化，生活细节进而也消失。生活世界的同质化，必然也导致写作的同质化。“我可以肯定，在一个刚刚完工、粉刷一新的小区，是不会诞生歌德之类的人物的。这是文明史的一个普遍经验。”

现在，索性把家搬到滇池边的于坚，每天步行20分钟，去看他的“圣湖”。20多年前诗人的呼喊终于有了回响，公开资料显示，云南迄今为止在滇池治理上已累计投资超过500亿。“水比以前清了些，但毁掉的东西不会复原。”

对话于坚

第一财经：你反复说招魂，究竟想招回怎样的魂?

于坚：魂，就是有无相生的无，知白守黑的黑。拜物教的技术力量试图将一切都发展成可以量化的有。今天中国世界在技术图纸的领导下，正在摧枯拉朽似地发生一场将古代世界那种不可知的、人和神的关系摧毁的祛魅运动，这个运动比较成功辉煌。现在就是什么都是“有”。但传统中国的哲学是“有无相生”。现在谁都不再关心“无”的在场了。我们已经进入本雅明说的灵光消失的时代。灵光就是魂。

现代写作，不管是我的，还是像普鲁斯特、卡夫卡，都是对一种记忆的保留和唤起。记忆会提醒人类思考，文明究竟该走什么样的方向?难道只有西式的科技货币同质化，只有全球化吗?古代中国世界走的是诗的方向，诗意的生活是比物的占有更重要。传统中国的以诗为核心的生活世界在今天已经被物全面遮蔽起来。

我们今天的写作，想保持魅力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的是，保留某种曾经发生过的灵性生活的记忆。真的想招魂，太浪漫。我并非浪漫主义者，我只是想在美术馆创造一个场，通过它在某种程度上唤醒记忆。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一直关注城市拆迁?

于坚：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细节每时每秒都像流沙一样在滚滚消失的时代。细节就是人性，人生命的意义在细节中，没有细节人们无法生活。工业化程度越强的地方人们为什么会感到空虚?(因为)细节的消失导致人和人关系的平面化、同质化。

小区铁门一关谁也不认识谁，从前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关于生活的经验、艺术全部失效。这种生活没有经验，没有记忆，没有文化。你看中国什么地方不是如此?文庙、作坊、庙会、百年老店、母亲做腐乳必需的水井都拆掉了。巴黎19世纪也拆迁，但它没有拆掉教堂，而是用现代的材料将教堂依照古老的样式建得更为坚固。

第一财经：为什么要急着把旧的东西推倒?

于坚：20世纪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判断是观念的判断，(对于)五千年来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生活，没有真正思考过。他们认为西方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这样。知先行后，而不是知行合一，这种思维模式的文化非常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

比如最近我重读鲁迅小说《在酒楼上》，有了和以前不同的阅读体会。革命失败者回到老家，故乡只是一潭死水。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那样的喜悦已经在现代文学里面基本消失了，故乡成为贬义词，这是中国文明最深刻的巨变。鲁迅比较矛盾，在《社戏》中，他写的是另一个故乡。“生活在别处”，别处其实就是西方。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思潮。

更重要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创造了唐诗宋词、画栋雕梁、四合院、小桥流水、东坡肉、腐乳、葬礼、庙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天这些幸存的昔日的中国天堂正在成为博物馆，被人们教堂般地顶礼膜拜。旅游大军会去膜拜一座电梯吗?不会。他们今天越来越疯狂地要回到过去，过去是什么?原生态，传统，故乡。

我喜欢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理性地分析乡土中国存在之必要。可惜后来乡土中国被否定了，现代性、城市化等时髦的外衣背后，其实都是对过去中国传统的否定。表面问题是环保、污染、拆迁，(背后)根本就是对故乡的认识是错误的。西方文化说到底是在路上的文化，它重视的来世的复活，而故乡是中国文明存在的根据。都快拆光了又来说乡愁，乡都没有了，还愁个啥?

第一财经：你一直强调文学的招魂意义，又反对城市化之下的拆迁。这样看来，你是不是个传统、恋旧的人?

于坚：我的传统和儒家的传统还不一样，我是大地的传统，生命的传统。我说的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个说汉语的人如何活着的传统。和一般怀旧和复古还不一样。怀的旧是大地。我说的故乡也与“小桥流水”不一样。故乡对我来说是文明的方向，我不认为在故乡只有黑暗和死亡。

中国已经西化，这种西化比三四十年代的观念西化更可怕，是一种物的西化、空间的西化，物质可以把身体、精神都控制起来，回到野蛮时代。我以为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出了问题。礼失而求诸野，是否还能像孔子们那样求得?我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