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官为什么那么“业余”？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三联书店，2017年1月出版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大概对近代史略有了解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不过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历史上“强国也无外交”——那只是聘问、朝贡、理藩，是在一个依据大小强弱而定的等级制国际格局中的互动，而不是假定每个个体都有对等权利的现代外交。用近代史学者蒋廷黻的话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在这样一个剧变面前，中国近代外交官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不仅思维定势需要剧烈的转变，还意味着亟须了解原本陌生的“国际局势”究竟如何，而与此同时，他们手里却没什么牌可打，留给他们的时间又是如此之少。曾任民国外交部代理次长的金问泗，曾在检讨晚清七十年的外交时说，当时丧权辱国固然是因为中外强弱悬殊，但“其时负外交之责者，不明世界大势，不谙国际公法，眼光浅近，手腕迟钝，实为外交失败之总原因”。

当时的清政府并非不重视外交，这从晚清主管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规格上就可见一斑：这个1861年新设的机构，一切体例均比照清代最高政务机构军机处来设置，并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任职长达28年之久。然而与此同时，在我们如今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是：直至1907年之前的晚清外交官群体，在办外交事务时均属没有品级的“差使”，这并非他们的“本职”——打个比方说，山东省省长被借调来去办奥运会的筹办工作，但他的本职是“省长”，奥运会仅是他被临时调来处理的一件事务，也没有专门的职务体系;虽然在很多年内他的主要精力可能都放在奥运会上，但他的职位提升仍体现在省长等“职缺”上。

这意味着，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心目中，外交事务虽然重要，但却带有“应急”和“临时”的性质，只是由皇帝授权、指派信得过的高官兼职处理，换言之，他们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业余的”。与传统上泛泛地指责晚清衮衮诸公颟顸误国不同，李文杰在《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中，敏锐地将视线集中在这个群体如何从这样一种缺乏独立性、没有自成系统的上升规则的兼任状态，逐渐演化成后来具有专业精神的高度职业化新式精英。显然，他认为这是最终的必由之路，因而赞许晚清培养出来的许多职业外交官，后来在民国初年都曾活跃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国力衰弱的时代尽可能地避免了国家利益受损，足以证明晚清在外交官培养上的转型何等重要。

在此或许值得更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晚清外交官起初那么“业余”呢?打造一个具备专业精神的职业外交官群体为何就那么难?答案或许是：那确实非常非常难，因为在此之前，整个文官体系的主导精神恰恰是反专业化、非职业化的。

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着重指出，明清时代士人获得社会权力的关键是古代经典所认可的教养，“而非专业化的、有用的技能训练”，“占据高位的官僚们——统治阶级中的佼佼者——从来都不是某种专家……它所要求的不是官员的行政效率，而是这种效率的文化点缀”。生活在我们现代这种高度专业化社会中的人，非职业化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于职业化：工作时间就该做工作的事，更不应混淆个人兴趣与专职。但在传统时代，这却是常有的事，一个官员除了少量公务外，大部分精力可能都放在风雅之事上，还会将之带入公务中：晚清著名的古董金石学家吴大澂擅长篆书，结果他任官时批公文也写小篆，害得下属根本看不懂，不得不再三跑来请教。如果从行政效率的职业要求来说，吴大澂这样做显然无异于渎职，然而此事却会被传统士大夫传为“佳话”。

这种现象在宋代以降的一千年里尤为显著。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指出，宋代政府事务日益复杂化，从事专门事务的衙门胥吏日渐职业化、专门化，他们出身微贱，但长年处理具体事务，因而熟知其中的窍门、弊端和漏洞，善于利用制度的模糊地带，从中舞弊取利。与这种常任的、职业化的胥吏不同的，则是非常任、非职业化的文官群体，其结果，是胥吏在细节事务中操纵舞弊，而上司懵然不知。虽然一千年的政治制度史上，士人对胥吏几无佳评，但却又拿他们毫无办法，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或许就在于传统士人既不屑于细节事务的“末技”，鄙视专业化，同时其自身理想又被设定为是“全能”的——所以有所谓“儒将”、“儒医”以及文人画，仿佛一个读书人读通经典后，即可胜任为高级将领、名医及画家，而那些专职的画家反倒不过只是“画匠”而已。

这在一个结构较为简单的社会中，或许尚能行得通，但在社会事务日渐复杂、不同领域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就显得空泛脱节了。与此同时，非职业化又造成一个严重问题，即各个领域缺乏独立发展的内驱力。这方面其实最严重的不是在外交领域，而是军事。北宋以来，由于强调文官统兵，武官也须取得文资才能自高身份，常常既不安心供职，又求赏图利来补偿自身在社会声誉上的损失，“不图名就图财”吧。表现在与外国交往时，儒臣往往也不重视外语，只用通事通译，且不说这些人在翻译时可能会做手脚，儒臣如果懂外语，还可能会被君主怀疑是里通外国。正如宋史专家刘子健曾指出的，当时君主的心态是“一以巩固君权为重，宁可让有办外交能力的人员不通外语，不能直接通晓外国情形，不能使外交更有成效”。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时代的中国，无论君臣，在看待这些文化乃至军国要务时，都抱有一种反专业化的理念，对他们而言“成效”或“效率”都是其次的。晚清政务也有类似情形，各部门的奏议必须由六七名堂官共同讨论，并逐一署名，其结果，正如本书所言，“为保证施政建议能得到堂官的一致同意，必然向各方妥协，牺牲建议质量，宁可守旧，不愿开新”;“任何改变成法的创举，不但可能遭到同僚反对，更可能给他人的仕途带来祸患”。显然，这种制度设计在意的不是“效率”，而是“均衡”，权责分散而不明朗，结果是无人负责而权力分散，使皇权不会受威胁。不过，从前代历史来看，只有一种情形例外，即出现像秦桧、张居正这样的“权相”，由少数关键人物以极强的政治意志和权力，摧毁同侪之间的合议性，而单独决定政治进程，但这种“效率”却又往往是以擅权为代价的。

因此，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其整体的结构和运作，都与现代政治体制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职业、反效率的倾向。不过，如果像列文森那样，把这看作是中国儒教文化中特有的属性，恐怕也未必恰当。事实上，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贵族出身的大臣都不会亲手做事，他们只是“看着别人把事做完”，并自视是受荣誉、抱负和责任而非利益驱动的。在更早的年代，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中，大半都是业余的科学家。17世纪的荷兰画家鲁本斯也是外交官，他一次作画时，有人看到后惊讶地说：“哟，大使偶尔也会画画啊。”他答：“不，画家偶尔也会当当大使。”他曾自称“绘画是我的职业，当大使是我的爱好”，这番话如果是真的，那它所体现出来的对官僚身份的非职业化精神，与晚清士大夫并无本质区别。

就此而言，晚清总理衙门时期“业余”兼差办外交的现象，表现出的，是中国尚未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这个进程同步的，则是凌驾于中央各部之上办理“洋务”的总理衙门也从广泛涉及海防、关税、路矿、邮电等诸多事务，到后来逐渐变成一个专职于外交的专务机构。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精辟论述，现代政治需要有职业政治家以此为志业——这当然不仅限于外交领域。对差官而言，从事外交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外交官职业化则是要培养工具理性，即职业本身就是其目的。抛开众所周知的列强环伺、国势衰微之类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逐渐专业化的进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过程，而这不如说是整个社会逐渐趋于专业分工的一个缩影，那种将文化知识作为普遍教养的时代已缓缓谢幕。在这一意义上说，专业性即现代性。

作为一部近代史的专著，李文杰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在晚清外交官身上，这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如果他试图对话的不是“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而是从官制的演化和职业化轨迹来呼应列文森的问题，那么或许可以在更为宏大的意义上进行对话，也更可看出：晚清外交官的转型不仅是整个国家的缩影，而且相比起其他事务的专业化进程，它仍是得风气之先的。毕竟在某些领域，中国的这一现代化进程迄今尚未彻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