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爵奖主席、戛纳宠儿蒙吉：高压政治只是我电影的底色

本届上海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克里斯蒂安·蒙吉。他也是戛纳的宠儿、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

克里斯蒂安·蒙吉上海电影节期间接受媒体采访

克里斯蒂安·蒙吉是谁?上海电影节落幕之后，仍然有人搞不清这位金爵奖评委会主席的身份。不同于前任主席库斯图里卡张扬的艺术家气质，这位罗马尼亚导演低调得就像路人甲。电影节期间，除了开幕、闭幕走红毯等需要西装革履上台发言的场合，蒙吉总是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件陈旧的黑色休闲外套。据说他常常在上海影城转悠，但没有几个人能认出来。

和历届金爵奖主席一样，蒙吉的电影成就堪称卓越。他是戛纳的宠儿，以“平地生惊雷”的风格，一次次征服口味刁钻的评委会，将罗马尼亚新浪潮推向巅峰。从2007年开始，差不多五年出一部作品，讲述少女秘密堕胎的《四月三周两天》摘走金棕榈，探讨宗教与世俗矛盾的《山之外》斩获最佳编剧和最佳演员双项大奖，去年，凭借描摹中产阶级焦虑生存的《毕业会考》拿下最佳导演。一个月前，戛纳七十周年庆典时，12位金棕榈俱乐部导演聚首，蒙吉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个头中等，长相平平。

三十岁开始电影生涯之前，蒙吉当过新闻记者。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主持论坛，一个问题抛来，他总能滔滔不绝发散出问题之外的问题。他的身上天然有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热忱，从外表到谈吐都特别接地气。有影迷贴出一张在上海地铁上偶遇蒙吉的照片，当时他正要赶去《四月三周两天》的映后见面会。

蒙吉的电影无一不是对罗马尼亚现代社会的白描，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图景，常能让中国观众产生无缝对接的代入感：“太中国了。”他刻画人浮于事的事业系统，焦灼不安的中产阶级，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麻木不仁的世态人情，他总能从一个普通人的经历出发，进而辐射整个社会的图景。他说：“个人的生活，其重要性是远远高于这个国家的伟大历史时刻的。”

从开幕盛典到评委见面会、媒体采访再到最后的颁奖礼，蒙吉反复提及的一个词是“真实”，他认为电影人有一种责任，就是永远不放弃追求真实：“当观众看到世界各地的真实故事，他们或许就会明白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太大差异，想到自己生活中也面临同样的困惑，就会减少对他人的敌意，这是电影可以为人类带来的最美好的事情。”

蒙吉在金爵奖主席论坛发言

罗马尼亚新浪潮

2007年，《四月三周两天》令蒙吉在戛纳大放异彩，那一年也是戛纳六十周年，主竞赛单元大师云集，科恩兄弟、大卫·芬奇、金基德，安德烈·萨金塞夫……最高荣誉金棕榈给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罗马尼亚导演，却是众望所归。蒙吉常常被认为是罗马尼亚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但他认为得奖只是时机刚好：“早在《四月三周两天》之前，大概在2001年左右，罗马尼亚新浪潮就开始了。”

1989年末，罗马尼亚独裁统治者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国有电影工业体系土崩瓦解，电影院仍归政府管理，政府没钱维护修缮，影院纷纷倒闭。蒙吉谈到彼时的情形恍如隔世：“400家影院下降到40家影院，大冬天供暖系统损坏无人修理，观众只能在零下两度的电影院看电影，后来就没有人去电影院了。我们流失了不止一代的观众。”观众锐减，影片产量逐年走低，到了2000年，整整一年没有拍成一部电影，被称为罗马尼亚电影“元年”：“一切归零，也是重新开始。”

蒙吉总说自己是幸运的，当他开始电影生涯的时候，政府出台了新的电影法规，设立辅导金鼓励小成本电影的创作。没有观众、没有票房，商业的衰退反而促使电影创作者集体向艺术倾斜。

2005年，罗马尼亚导演普优凭借《无医可靠》获得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最佳影片奖；2006年，波蓝波宇凭借《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2007年，蒙吉的《四月三周两天》和内梅斯库的《加州梦想》分别在主竞赛单元和“一种关注”高调登顶；去年，蒙吉的《毕业会考》和普优的《雪山之家》两部罗马尼亚电影同时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

这个人口不足两千万，平均一年生产十部电影、全年票房4亿左右的国家在欧洲顶级电影节上频频亮相，令人惊叹，他们秉承相似的美学风格，关注罗马尼亚后社会主义现实，被集体命名为“罗马尼亚新浪潮”：极简主义、自然光、手持摄影、长镜头，尽可能减少剪辑次数，以保存时间流淌的痕迹，呈现“一天一夜”和“此时此地”。蒙吉的《四月三周两天》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四月三周两天》

平庸的恶

那是东欧剧变前的1987年，也是齐奥塞斯库推行他的人口增长政策的第22年，为了保证人口数量增长，提振经济，这位独裁统治者公然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孩子就是背叛国家。他颁布法令禁止离婚、堕胎和避孕。禁令一出，婴儿数量剧增，但落后的医疗设施导致大部分婴儿出生时就死去，孕妇也得不到很好的照料，不少人寻找黑市医生堕胎，死亡率极高。

荒诞可怖的现实中，《四月三周两天》只是其中的一则微不足道的悲剧。首都布加勒斯特，一名女大学生为帮助好友秘密堕胎，一天内精神和肉体接连遭受磨难。蒙吉的镜头冷峻克制，像讲述一件稀松平常的日常故事，却有暗流涌动的惊悚感。阴冷萧瑟的冬夜，女学生怀中抱着四个月大的胎儿残骸，惊慌失措地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镜头跟随着她跌跌撞撞，她留给观众一个脆弱紧张的背影，观众却能感受她备受煎熬的内心世界。

穿插在影片中的其他各色人物，谎话连篇的室友，心不在焉的酒店前台，坐地起价的医生，犹豫不决的男友，构成了当时的社会群像，冰冷的色调、萧瑟的街道和逼仄空间，在时间缓慢流逝中，传递出一种无处可逃的悲凉。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中，一个人为了获得自由所作出“非法”的抗争与妥协，在那样的时代，需要承受多少屈辱，在无尽时日如同噩梦般挥之不去，电影在沉默中结束，但一切没有终点。蒙吉说，这是他回望青年时代，最想讲述的故事，高压政治并不是他电影的主题，那只是电影的底色。“尊重时间的流逝，尊重每个时刻的真实性。”蒙吉试图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以及时代中具体而微小的人物和故事。

“我记得自己在拍前两部的时候就想，社会中的恶是怎么运作的，也许很有可能就是通过不那么坏的人，甚至是好人来运作的。”五年后，蒙吉创作的《山之外》，同样也是发生在两个少女之间的故事。《山之外》改编自报告文学，一名修道院修女的朋友被认为是恶灵附体，最后被绑在十字架上“驱魔”直至死去。这则完全可以被拍成“震惊体”的故事，蒙吉拍得尤为压抑和冷清。他从来不会在电影里控诉某个人的卑劣行径或是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只是尽力陈述一段事实，铺陈细节告诉人们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更深层的解读留给观众。他尊重观众的智慧：“我时常问自己，是不是可以让观众自由判断，让他们自己去评估这个故事，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

《山之外》中，远山与树丛，白雪和乡村，一切冰冷的景象都被蒙吉执用长镜头推向死寂，愚昧和麻木弥漫在空气中，众人将昏死过去的女孩送往医院，面对着未冷的身体，认定她已死的医生拒绝抢救，开始与朋友在电话中谈论晚上的聚会。宗教的狂热与迷信、麻木冷酷的现代社会，谁才是罪恶之源，蒙吉也没有给出答案。

成长于社会变革的时代，蒙吉一直保持着作为新闻记者的敏锐观察。金爵奖主席论坛上，他提到了一则近日轰动一时的中国社会新闻——行人在斑马线上被车辆二次碾压，他认为全人类正在面临道德选择的窘境：“有些情况不仅仅局限于罗马尼亚，整个人类社会都有一种现象，一些带着善意，希望帮助他人的人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是有限的，还有一些比较冷漠的的人，他们有能力帮助，但拒绝伸出援手。社会中的善恶越来越难以区隔，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常常处于灰色地带。”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蒙吉来拍这则社会新闻，一定不会劈头盖脸地抨击、狂泻愤怒，揭批人性黑暗。他会抽丝剥茧，充分调查，陈述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对善恶的暧昧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娜·阿伦特论述的平庸之恶，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他人和社会是容易的，逃避自身的审视却几乎是人类的通病。蒙吉用镜头捕捉人们的麻木与冷漠，也试图寻觅夹缝中生长的勇气与坚韧。

《山之外》

《毕业会考》

“留下还是离开”的困惑

对善恶的探讨延续到蒙吉最新的电影《毕业会考》中，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年近五十的中年男人，蒙吉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入了这个故事。不同于蒙吉此前的作品焦点明确，《毕业会考》融合了中年危机、升学移民，教育腐败，医患关系、婚外情等社会问题的故事，引发了许多中国观众的共鸣，那些大段大段的对白听来耳熟，那些日常生活的琐碎似曾相识。

主人公罗密欧是一座小城的医生，他的愿望是让女儿去往国外读书。一切只差毕业会考的成绩就能拿到英国一流大学的奖学金。考试前一天，女儿意外遭遇歹徒攻击。面对突变，罗密欧开始使用一些原本自己厌恶的灰色途径解决问题。他动用了此前积累的”人脉“，希望女儿能够配合通过作弊的手段，完成毕业会考，顺利出国。

罗密欧规劝女儿：“有时候在人的一生中，结果才是最关键的。我们一向教育你为人诚实，但我们身处的世界有时候需要借风驶船，这是为了你达成目标而做的准备，重要的是进入一个正常的世界。”当女儿提出抗议时，他的反应和许多中国家长如出一辙：“你觉得你是在为我们考试吗，为了你能够过上现在的生活，我们付出了什么。”

早在2002年，34岁的蒙吉拍摄了处女长片电影《幸福在西方》，从一对准备移民的小夫妻开始，发展出三段相互影响的故事，他用黑色喜剧方式讽刺当时罗马尼亚年轻人急于前往西欧淘金的梦想。在《毕业会考》中，他借主人公罗密欧母子二人的对话，再次提出了“留下还是离开”的问题，态度暧昧。

“在这里干什么都很困难。”“你以为别的地方跟这里有区别吗?她应该留下来，改变现状。” “我们留下来了，可到头来改变了什么?如果这个国家还有任何值得为之努力的地方，我都会劝她留下来。”

1991年，从西欧回国的罗密欧和妻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国家，最终得到的是失望。此前的一次访谈中，蒙吉袒露了和罗密欧相似的心情：“15年前我在拍摄《幸福在西方》的时候，我会建议留下，去抗争、去改变，现在我却很难看着一个18岁男孩的眼睛对他说：留下，不论代价是什么。”

蒙吉告诉记者，这是一部关于衰老的电影：“大家都年轻过，憧憬过美好的事物，但时光飞逝，转眼你已人到中年过往，唰——忽然你就50岁了。当你回头看，你变了很多，周围的人也变了很多，那就是衰老。你会发现过得和年轻时的设想并不一样，你不得不做出各种妥协。这时候你就开始对生活产生疑问了，你会希望你的孩子能过上和自己不一样的生活。

“人很善于自我欺骗。”人们总会以为自己积累的人生经验可以帮助下一代过得更好，蒙吉说：“事实呢，你父母亲的人生经验当初也没帮上你多少，这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矛盾。”

表面上看，《毕业会考》是一部讲腐败的电影，到处是人情往来，到处是暗箱操作，到处是蝇营狗苟，到处是不公平。但蒙吉说它其实讲的是选择和妥协，它拷问的是每一个道德困境中的普通人，人们常常抱怨社会不讲规则，自己首先就是规则的破坏者。

身处这样一个社会，诚实并非是达到成功的最佳途径，应该坚持原则还是选择妥协?当你知道用教育孩子的那套方法，终究受到潜规则的挑战，你应该给下一代传递怎样的价值观?蒙吉坦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作为父亲，他常常告诉孩子世界很美好，不该撒谎：“政治正确的回答很容易，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在现实中，或许好的品质并不能把你带到所向往的生活。”

齐奥塞斯库独裁政权推翻到现在已快三十年，罗马尼亚成为年轻的民主国家之后，民众对前景感到困惑和不安，从威权社会转向自由世界，一些人对这样的变化不太适应，蒙吉也感到困惑：“对我们个人来说，好像并没有发生我们所期待的变化，也可能是我期待的太多。三十年是很长一段时间，但放在历史长河中，就是短暂一瞬。我们没办法没法指望社会彻底改变，无论是文明还是文化都是上百年的积淀，改变要更多时间。一些人选择抗争，一些人选择适应，如果你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去抗争，那你需要学会适应，适者生存。”

“我们总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想当然认为他们会比我们更优秀，认为他们能够建造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当我们把改变世界的责任交付他们的时候，应该想一想，如果我们给他们的教育和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一样的，凭什么他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我很怀疑，他们的未来和我们是一样的，这才是事情的逻辑。除非你自己先做出改变。”

年近五旬的蒙吉在《毕业会考》中反思了年轻时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