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丽莎：以“功能性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如何动真碰硬？丨2024经济展望

本期嘉宾：

周丽莎：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任

2023年初，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主要目标任务宣告完成。近日，中央企业也交出了2023年度“成绩单”。2023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9.8万亿元、利润总额2.6万亿元、归母净利润1.1万亿元，地方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9万亿元。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2.1%。

但国企改革的步伐并未终结，同样是2023年，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开启。为何本轮国企改革的重心在“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如何理解功能性改革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导向进行？国企民企在“科技创新”中各自的禀赋优势如何评估？除了功能性改革，体制机制性改革又如何“动真碰硬”？纯粹的市场化是否国企改革的绝对动力？国民共进为何成为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内涵？就以上问题，第一财经专访了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任周丽莎。

以下为采访实录，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有所调整。

国际环境趋势改变，本轮国企改革核心在功能性改革

第一财经：2023年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与此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有何不同？

周丽莎：当前国企改革与前三年有显著不同，主要在于更加强调核心功能，即国有企业服务于国家需求和战略。这不仅要求国企在创新发展上取得进步，同时也需要在产业布局和产业链的增链、强链、补链上承担更多责任，也包括在基础性、战略性领域和国计民生方面的角色定位。

国际形势方面，许多国家正在进行产业回归和转移，如欧美的先进制造业回流和对新兴产业的政府支持。例如，美国2020财年计划明确提出在量子计算、航天等重要领域实现全球领导地位。欧洲能源危机下的国有化趋势也很明显，如法国电力的100%国有化，德国能源也实现了国有控股。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中国，也在寻求产业升级，从数量型发展转向质量集约型发展。

功能性改革中突破科技创新难点，国企民企优势互补

第一财经：功能性改革的三个导向是“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科技创新的着力点是什么?国企和民企在科技创新方面分别有哪些优势？

周丽莎：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的优势在于推动周期长、成本高、回报率低的原创技术创新。例如，航发集团可以在发动机研发上有高成本和长周期的投入。原创技术的产业方向聚焦于信息技术、新材料、医疗健康，以及增强工业母机等产业较弱的短板行业。同时，对于优势产业，如高铁和电机装备，则需要推动整合发展。

而民营企业则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领域的创新性技术上有优势，如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其中许多头部企业都是民营的。

国资委提出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的管理，关键的注资领域包括基础性的国计民生产业，如铁路、交通、水电，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战略新兴产业风险性较高，需要通过投资导向进行重点支持和引领。

第一财经：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的独角兽企业，是靠市场还是靠行政手段？国企在这方面有哪些优势？

周丽莎：有的学者认为，产业应该是市场培育出来的，不应该是政府调控去推动的。但我们以芯片为例，2021年美国出台了《芯片法案》（简称），政府推动产业回归和提供优惠政策。中国这几年在薄弱环节补短板，芯片行业发展迅速，2023年全球发展最快的前20强芯片企业中，约有18家是中国企业。从美国2022年财政预算导向来看，美国也在量子计算、航天等领域进行产业布局。

市场对国企有很多误解，国企并非是完全垄断或非竞争性的。国企中有一类叫运营公司，比如央企中的中国诚通和中国国新，它们通过财务型投资的方式来培育相关产业，是股权投资、价值管理、基金运作、有进有退的。对于战略新兴产业中的央企，在集团层面还提出了分类管控、分类授权。对于主业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国企，它们的人、财、物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但是对于一些新兴产业，比如海康威视、京东方、北方华创等公司的激励机制是比较市场化的。

体制机制性改革要“动真碰硬”

第一财经：在推动企业功能性改革的同时，如何“动真碰硬”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周丽莎：国企改革在过去三年中已经开始实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国企负责人表现出色，会获得晋升和加薪；反之，则可能被调岗或转岗。员工也同样，表现优异可获得晋升，但表现不佳则可能面临合同终止。

如今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效益也是考核的方向和标准。国资委2023年初的考核标准叫"一利五率"，其中包括用净资产收益率(ROE)代替净利润，用营收现金比代替了营收利润率。

另外也包括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党委会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

第一财经：整合重组是否是此次国企体制机制改革中的重头戏？

周丽莎：是的。回顾90年代的改革，当时主要是拆分操作，例如将三桶油拆分，五大发电企业剥离，拆分成了国网和南网。而近年来，我们更多是并购和重组，中央企业数量已从136家整合为了97家。

在这次改革中，提出了两个概念：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战略性重组通常意味着体量上的增大，例如中国电科、中国华录和普天集团的整合，鞍钢和本钢的整合，以及宝钢和武钢的整合。而专业化整合则指像三大通讯企业的铁塔基站的整合，以及三大石油集团的管网整合。这种整合还是为了落实产业链增链、强链、补链，布局战略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升级。

东北国企改革：探寻央地合作新模式及政府管控与市场效率间的均衡点

第一财经：今年是东北振兴20周年。东北地区的国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央企与东北国企之间的合作有哪些创新模式？

周丽莎：东北地区在国防、军工、能源、粮食和工业方面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工业发展、粮食安全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在合作方面，我们看到了央地合作、直接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例如，鞍钢和本钢的合并，以及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的并购整合，以此加强对工业母机薄弱环节的支持。此外，东北还特别提出了带动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推动国民共进是后续战略布局中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方面。

合作创新上包括资本投资的方式，以资金支持来推动独角兽企业的孵化。同时，由于东北拥有区位禀赋优势，而央企则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具有优势，通过整合双方的优势，优势互补，实现多种合作方式。

第一财经：纯粹市场化是否东北国企改革中的绝对动力和压力？

周丽莎：作为国企研究学者，我并不认为单纯的市场化就能带来高效。在东北，我们见证了许多私有化或全盘民营化的国企，并没有实现效率和效益的提升。因此，在推动东北振兴时，我们应探索政府管控与市场效率之间的平衡点，找到符合其产业历史发展脉络的模式，可能也会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模式。

为国民共进创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第一财经：国民共进为何成为本轮国企改革重要的创新点？

周丽莎：中国的混改是有中国特色的混改，它不同于英国的国企私有化。在中国模式下，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应是对立的，而是国民共进，各种所有制主体和谐共生，各取所长。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调整重在社会责任和国计民生方向，而不是无序扩张和没有边界地做大。例如，国企要承担长周期、高成本、低回报的科技创新项目和那些无法盈利的社会责任项目。

而民营企业作为经济的细胞单元，是具有活力的。自2008年以来，规模以上企业中民营企业的收益率一直优于国企。国民共进不仅是股权上的相互持股和投资，还包括各种合作，比如联通引入百度、腾讯、京东、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进行技术上的互补。

第一财经：如何做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一碗水端平”？

周丽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一环是创建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各个所有制主体参与要素竞争。我们的治理模式是在政府管控和市场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既非绝对的计划经济政府管控，也非绝对的市场自由效率导向。

这就需要有法治治理和制度机制的规范完善。这不仅仅是国企，也是民企所要去面对的环境。例如，在最新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民营企业在竞争类企业业务中应该控股，基础性业务中应占35%以上的股权，其实也是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

制片人 张言

编导 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