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滕泰：提振消费，必须用超常规的办法 | 2026经济展望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其中，消费在总需求中的占比偏低、居民消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结构性问题。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首，并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扩大消费。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一书中提出：“中国存在着长期消费抑制现象”。那么，如何推动经济社会从消费抑制向消费繁荣转变？2026年，哪些政策应率先发力？

为什么要“全方位扩大消费”？

第一财经：近几年您一直呼吁要重视和促进消费，并且带领您的智库团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放在九大任务之首，“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目标。为什么消费变得如此重要？

滕泰：首先，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必须得重视消费，它是我们人类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的目的。其次，消费也是扩大内需的手段，当房地产的投资过剩了、制造业的投资过剩了、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过剩了，投资的高速增长不能持续的时候，一定要走消费繁荣的道路，只有消费繁荣，中国经济未来才会更好。

第一财经：“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到“消费率明显提高”的目标，应该提高到多少？

滕泰：全球其他国家的消费率大概在70%左右，有的国家可能接近80%，但是我国的总体消费率只有55%左右，减去16%左右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仅40%左右，“十五五”规划提出来要“把消费率明显提高”，如果用总体消费率来衡量，就要把它从现在的55%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从40%提高到45%以上。

我们预测，未来5年中国的投资增速能够保持在2%-3%，就相当不错了，如果投资增速不超过3%，实现假设4%-5%的经济增长，那就是说（每年）消费的增速就要达到6%。2025年1-10月份累计的增速只有4.3%，还有至少两个点以上的差距，要把它提高到6%以上，必须得用超常规的办法。

要真正地去改变消费函数里的关键变量，第一个是大幅度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不一定是工资，也不一定是劳务性收入，可以是收入补贴、财产性收入、社保提高等隐性的，但是能实质性地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第二个必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比如说疫情期间，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采取了两个举措，第一个是直接发钱，第二个是降息。“发钱了”居民就消费了，“降息了”居民就会减少储蓄、多消费。

2026年，消费券应该发多少？怎么发？

第一财经：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尝试发消费券、以旧换新等政策工具，您怎么评估这些工具的作用？

滕泰：首先我认为消费补贴一定是有用的，发钱也是有用的。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说，增加了可支配收入，它短期必然将同比例增加消费，长期的效用按照我们的测算，假设用一块钱的财政资金给老百姓发消费补贴，在城镇可以带来三块钱的消费增长，在农村可以带来5块钱以上的消费增长。

前期在消费补贴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定是有积极效果的，但是规模总量还是偏小。2025年中国GDP的总规模大概140万亿左右，假设发1%，发1.4万亿的通用消费券，就能够至少拉动GDP总需求增长一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三倍以上的乘数效应的话，可能增长三个百分点。所以总体来看，我认为发消费券或发消费补贴，或者直接发现金给中低收入者，都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如果用数字货币发通用消费券，半年不用过期作废，“促消费”的效果更佳。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消费补贴”变成“收入补贴”，一定不能指定商品，更不能通过少量的平台去发放，规模在1万亿以上，一定能够极大地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2026年促消费 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发力？

第一财经：展望2026年，立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目标，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如何发力？

滕泰：财政政策规模还要增加，中国的赤字率或债务率在全球来看并不高，但是关键不在于支出的规模，而在于支出的方向。同样一笔财政支出，做基建投资的乘数是1.06倍，给老百姓发消费补贴或收入补贴的乘数是三倍以上。假设把1万亿的投资转成1万亿的居民收入补贴，多增加2万亿的GDP，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对财政政策的建议，就是要减少低效、无效投资，转为要增加居民的收入补贴，更多地“投资于人”、用于民生支出。

很多人说你呼吁万亿消费券或者万亿的收入补贴，钱从哪儿来？实际上这不是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这是一个支出方向，钱到哪儿去的问题。虽然文件写了“提振消费”是重点经济任务之首，但是你看支出结构，也就是钱往哪去的时候，投资的预算远远大于2024年3000亿的消费补贴。这需要我们从决策观念上转变，还要从决策机制上，对地方的考核机制上，全面地、慢慢地去转变，包括税收怎么从生产性的增值税转向消费税，这是一系列的深度转型。

对货币政策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落到实处。2025年过去了，降息降了几次？降了一次。降了多少？0.1%。一年降息0.1%能叫“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为什么不多降一点？比如说降一个百分点，我们现在居民的负债，在银行的负债总额有80万亿以上，如果降一个百分点，家庭部门每年少付8000亿的利息，8000亿的利息变成消费，消费能不起来吗？同时，我们的非金融企业的贷款总额大概有160万亿，如果降息一个百分点，1.6万亿的利润就出来了。如果中国的非金融企业突然多出来1.6万亿的利润， 对经济会产生什么效果？还有地方政府和中央表内的债务总额大约100万亿，如果降息一个百分点，各级政府少付1万亿的利息成本，极大地减少了地方的债务负担。

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思想观念的约束。第一，担心降息会冲击人民币汇率。第二，一旦降息，银行要是亏损了怎么办？这种想法，作为货币政策主管部门，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一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顺序要重新考虑，就是应该降息，银行的利润必须得减少。对中国14亿人口这么大的国家来说，汇率只影响对外经济部门，是一小部分，而利率影响14亿人、每个企业、股市和房地产。

在过去二十年里，多个国家采取过零利率或者负利率政策。如美国连续八年采取零利率政策，它的资本市场非常繁荣，消费也很好，就业也非常好。日本在2014年以后就开始零利率，2016年开始负利率，然后日本的消费和股市甚至房地产都起来了。欧洲从2014年以后进入负利率，最多的时候负0.5%，你去存钱，银行不仅不给利息，还要给它付费用。在其他国家采取零利率、负利率的时候，银行并没有倒闭。但我们现在贷款利率一年期LPR还是3%，还是偏高的。

所以对货币政策的建议，就是该降息的时候要降息，不要降0.1个百分点，要降0.25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一年至少降一个百分点，甚至要提前、前瞻性地考虑零利率、负利率政策。

如何切实提高居民收入？

第一财经：您刚才提到最核心的消费抑制，就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了，工资性的收入是由市场自发决定的，我们很难用行政的手段直接影响它，那么具体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滕泰：你说得没错，我认为不论是提高收入水平还是促消费，都得区分政府、企业、家庭的角色，各自干好各自的事情。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如果你让企业去涨工资，这就等于政策干预了企业的事了。工资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如果企业的经济效益本来就在下滑，你还逼着他涨工资，他就少雇佣就业，结果反而南辕北辙。

所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政策只能在它能够决定的便利上下功夫。比如发万亿的消费补贴，直接增加居民的购买力。

第二，增加社会保障程度。小孩上学、就医、老人养老等都有充分的保障，家庭就敢支出了。我们现在广义的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到10%，我指的是财政的3%，加上每年八九万亿的社保基金的支出，全加起来不到10%。欧洲国家都在20-30%之间，美国和日本在18%、 20%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国广义的社保支出能提高一倍，从现在占10%，12、13万亿，提高到20万亿以上，农村居民每个月的养老金可能就从200块钱提高到500、1000元，国有股权划转个10万亿20万亿到社保基金，每年的分红收益或者是资本运作收益，就可以完成，这个是我们政策能够影响的变量。

第三，提升财产性收入，如果房地产的租金或者农村的宅基地流转的收入增加了，比工资增长要快。又比如人们投资股票、投资基金，如果上涨了，比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工资钱，他花起来也没那么心疼。

第一财经：这么多年来，已经有不少的国有资金进入社保，还有多大的余地？

滕泰：我们的国有股权净资产应该在100万亿以上，如果算上国家的矿山土地，可能国家的净资产在300万亿以上，仅考虑这100多万亿的国有股权，如果划转10%，那就是10万亿，如果划转20%就是20万亿，我认为上限可以设得高一点，长期来看划转50%都是可以的。实际上我们划转了多少？前两年试点一共划转了1.68万亿，也极大地在过去几年里面补充了我国社保的支出水平。

中国资本市场的总市值刚刚突破100万亿。假设接下来GDP增速在4%以上，2030年GDP会达到170万亿，按照国际证券化率的平均水平，一般资本市场的总市值会是GDP的140%左右，日本、印度大概都是这个水平，那么到2030年，我们的资本市场市值应该在200万亿到250万亿之间，如果资本市场市值再涨出来个100万亿，国有股权就不是现在100万亿了，可能到150万亿了，所以还要和资本市场的表现相关。

总体来看，中国有巨大的体制优势，一定要利用好这个体制优势。可以参考新加坡，它只有三个国有企业，这三个企业每年把50%的收益给国家分红，占了新加坡国家财政收入的将近20%。中国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不管是挣了钱还是存量的资产，如果都用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支持社保，那我们一定能够非常好地解决中国的社保和消费问题。

新供给是什么？又能如何创造新需求？

第一财经：六大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促消费的方案，提出“到2027年，消费品供给结构明显优化，形成3个万亿级的消费领域和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您怎么理解“供需的适配

滕泰：“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个学术原理和提法是我本人在2012年最早提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萨伊定律”（西方的传统供给学派）认为“供给能够创造等量的需求”，但“新供给经济学”认为这是错误的，供给不能自动创造等量的需求。比如说现在的房地产，你盖了一个房子，它变成烂尾楼了，原材料欠人家钱也付不上，工人的工资也付不上，银行的贷款也付不上，所有生产要素的收入都没有了，循环中断，怎么创造自身的需求？所以“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在老化供给或者过剩供给领域中，供给不能创造等量的需求，但新供给能够创造N倍的新需求。

比如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但是现在，智能手机在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需求。以后的人工智能也一样，它会创造出几倍的新需求。所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这才是正确的表述，怎么去让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的场景来改变和引领人们的生活模式，创造新的需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这个才是长期的总需求扩张的一个根本原理。

第一财经：转向消费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后，我们的产业结构将面临怎样深刻的变革？

滕泰：“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生产要素会从很多过剩供给、老化供给领域中，转移到人工智能、创新药或新型的服务业等能满足人们更高层次需求的领域中去，所以需求升级它是螺旋式的。但是这些过程都是由企业和市场自发发生的，政府在其中关键是要去推动一些转型。比如你说消费者应该去买家电还是买其他，消费者也未必听你的话，但是你可以影响利率，一旦降息以后，老百姓发现存钱的利息少了，还不如去买基金、买股票的收益高，老百姓的行为就变了，所以政策能影响利率、能改变社保、能决定国有股权的用途，要把这些手段用足，（过去）该投资基建的时候我们做得非常好，面临新的需求，要“投资于人，支持民生”，财政的钱跟这个提法要相匹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定调了，该降息的时候要敢降。

服务消费的增长潜力有多大？

第一财经：“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来扩大服务消费”。2026年乃至“十五五”这五年，怎么进一步扩大服务性消费的增长空间？

滕泰：认识到服务业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前些年有人提出“制造业的占比是高质量发展指标”，这个是错的，我认为“服务业的占比才是高质量发展指标”。如果制造业占比谁占比高，谁经济质量就高的话，北京、上海在全国排倒数了，在美国排在最后的是硅谷，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了人才，提供了创新的产品，提供了商业，促进了社会分工，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服务，所以服务业占比提高，会极大地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服务业也是未来消费需求的主要方向。

但是服务业又分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还有未来的信息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大模型，这些方面的增长空间是无限的。而发展信息态产业，包括知识产业，互联网、教育产业、文化娱乐，必须得解放思想，千万不能认为服务业不创造财富、商业不创造财富。甚至有人提出来说互联网是虚拟经济，金融是虚拟经济，这都是错的。互联网本身也是给人们带来效用，金融背后是信用的财富，所以财富观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才能让产业健康地发展。至于服务业本身内在的这种进步，它和工业的升级是一样的，从传统的剪个头发、按个脚等服务，会慢慢地衍生出更多的、无限空间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服务业。

提振消费 还要清理哪些限制？

第一财经：“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障碍，完善统一的市场规则，同时要求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在您看来，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能为我们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释放出多大的潜力？

滕泰：在2012年，除了提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之外，当时还提出一个学术原理，就是“放松供给约束”，我们现在在服务方面还是有很多供给约束的。

服务行业它不会有库存，它生产了即消费，所以对服务业而言，关键是放松供给约束。如果有些行业你认识不到它的价值，这个就有问题，这些年我们慢慢在改善这个问题，比如游戏审批、民办教育等有市场需求的服务供给要“放松供给约束”，对一些高端的消费要“放松需求约束”，尽可能取消各种不合理的限制供给的、限制需求的措施。

本期节目

编导 官悦

制片人 尹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