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世经︱为什么说美联储加息过快

2019年1月至3月，美联储完成了由“鹰”至“鸽”的急速转向，形成对此前加息节奏过快的政策修正。2018年加息为何过快，过快到何种程度？这一核心问题将决定本次政策修正的力度和持续期。

笔者认为，本轮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具有重“量”轻“质”的跛足特征，进而扭曲菲利普斯曲线，诱导2018年的第三、四次加息越过利率、就业和通胀的三方平衡点。由此，2019年，放缓紧缩步伐、消化前期偏误，是顺时之举，但不意味着将导向重启降息、QE（量化宽松）的极端鸽派立场。美联储将在政策修正中等待，在等待中择机而动。

“跛足”复苏扭曲菲利普斯曲线

在2018年强势复苏之后美国通胀动能衰减，根源在于看似强劲的劳动力市场遭遇了十数年未有之怪现象。从历史大局看，本轮劳动力市场复苏“跛足”，重“量”轻“质”。为从历史角度考察本轮劳动力市场复苏，笔者采用了美联储的五维评价体系。其中，雇主行为、市场信心、劳动力流量三个维度侧重于复苏之“量”，工资和劳动力配置效率，则侧重于复苏之“质”。

相较而论，截至2019年年初，劳动力市场复苏的强劲主要体现于数量，三大数量维度的表现不仅全面超越了2007年年末（金融危机前水平），亦在部分单项上好于2000年年末（克林顿“新经济”繁荣顶点）。但是，在工资、效率这两大质量维度，本轮复苏均逊色于2007年水平，更远不及2000年。由此可见，虽然2018年10月以来的平均时薪同比增速多次创下新高，但是放之于历史坐标系中，仍然显得疲弱。而缺少了薪资增长这一主引擎的发力，成本驱动型的通胀便难以持续形成。因此，在一片亮丽的就业数据中，菲利普斯曲线反而趋向于平坦化。

从内在逻辑看，加速加息的“调结构”效应裂变，由正转负。正如笔者此前一系列文章所指出，2015~2016年美国薪资增长缓慢，原因在于前期货币超宽松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结构，而鸽派慢加息继续纵容了这一扭曲。从2017年开始，“减税+加速加息”则构成了美国供给侧改革的“双足模式”，有助于改善上述结构性问题。

2017年到2018年上半年，伴随着加速加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贝弗里奇曲线向2000年的状态趋近，表明结构性问题得到舒缓，并滞后地推升了2018年美国薪资增速和通胀走势。但是，这一结构优化趋势在2018年下半年发生逆转。伴随2018年9月、12月的加息，美国贝弗里奇曲线并未继续优化，而是转向外移，并且在失业率未能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职位空缺率开始持续上升。

这表明，加息节奏可能超过了劳动力市场的承受力，形成了反向超调，并造成新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配置效率正在下降。这不仅将导致薪资增速的上升放缓，更有可能转向恶化，并最终拖累通胀走势。

2018年的后两次加息越过平衡点

为了验证上述逻辑，笔者进一步比较本轮加速加息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反应。为保持样本可比性和时效性，笔者选取第一时段（2018年1月至2018年7月）和第二时段（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两时段的加息节奏、次数和消化时间相同。比较可知，在第一时段的两次加息落地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复苏“量”“质”明显同步攀升，验证了加速加息的正向作用。但是，在第二时段的两次落地后，工资维度的提升幅度边际收窄，同时配置效率的维度不进反退，甚至部分指标弱于第一时段的初始水平。

这表明，加速加息的正向效应趋于消退，负向效应开始显现。考虑到结构劣化向薪资增速的传导存在时滞，因此当前的薪资增速的上扬只是惯性使然。如果不能及时放缓加息步伐，则终将挤压薪酬上涨的空间，并制约内生复苏和通胀动能。从美联储收集的调查数据来看，较之于2018年1月，2019年1月经济学家们对美国通胀的预期走势已经出现了反转，从迅速上行转变为渐次下行，2019年2月这一反转进一步强化，表明放缓加息的必要性正在持续凸显。

另一方面，实证数据也显示，2018年的第三、四次加息已经打乱通胀预期的期限结构。着眼于通胀视角，美联储加息的合意效果是使市场预期的通胀期限结构渐次趋于平坦，即引导通胀预期的期限差值趋于零或仅略高于零。由此，才能实现维持物价长期稳定的核心政策目标。基于美联储公布的通胀预期数据，笔者计算了通胀预期的期限差（未来12个月通胀预期值~未来3个月通胀预期值）。实证结果显示，通过2015年12月至2018年6月的历次加息，美联储基本实现了合意效果，引导通胀预期的期限差震荡下行，逐步趋近于零值。

但是，2018年9月、12月的加息落地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通胀的期限差迅速、深度俯冲至零值以下，表明未来通胀走势可能失速下行。虽然在1月美联储放出“鸽声”之后，这一现象有所缓和，但是期限差依然保持负值。另一方面，长端的期限差正在向短端通胀预期兑现。2018年11月至今，领先3个月的通胀预期开始持续滑落。上述证据表明，2018年的后两次加息可能越过了平衡点，对未来通胀造成过度抑制。这与上文中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反馈相互验证。有鉴于此，当前美联储确有必要放缓加息步伐，等到前期加息的冲击在通胀和劳动力市场层面被充分消化之后，再考虑下一步行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美联储由“鹰”转“鸽”，是一次有底线的政策修正：2019年加息路径的基准预测为暂停加息，但是8月、9月存在可能的变数，如果经济下行态势可控，则可能意外加息一次；同时，本次妥协不会走向极端鸽派，不会重启QE或降息。

在此底线之上，3月议息会议中鲍威尔所强调的“择机而动”，料将紧盯两大前提条件。

一是劳动力市场复苏补上“质”的短板，效率和薪资重拾稳定增长。目前来看，这一条件的实现将不早于2019年三季度。

二是通胀走势重返稳态。这需要通胀预期的期限差摆脱负值，并趋近于本轮加息周期中历次加息时点的均值（0.06个百分点），亦料将花费较长时间。

因此，美联储的政策修正将长期延续。受此影响，2019年美元指数易跌难涨，人民币等新兴市场货币的汇率压力将保持总体舒缓，国际资本流向新兴市场的大趋势难以逆转。

（作者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