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拍出上亿元天价，司徒雷登日记与书信也要上拍了

1.3915亿元！10月16日，备受关注的胡适留学日记最终拍出天价，创下文人日记拍卖世界纪录。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适研究会会长欧阳哲生在拍卖会后感叹，如此高的价格，显示出名人手稿极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在艺及云杪文化创始人谢晓冬则回想起2012年北京匡时秋拍现场，“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总成交价达6709万元，其中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手稿以620万元落槌，创下当时的名人书信拍卖纪录。

“过去十年，近现代名人手稿、信札的文献价值正逐渐受到藏界的重视，一直是市场热点，价位空间水涨船高。”谢晓冬认为，名人手稿、信札这类文献能提供大量具体而生动的历史细节，能够还原、丰富历史现场，让人们重新认识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可谓意义重大。他相信，胡适留学日记再创新高，必然会对名人手稿市场起到非常大的提振作用。

10月26日，司徒雷登、罗家伦的珍贵文献亮相杭州湖畔大学，成为其乔迁新址后的首次艺术大展。早在今年夏天，这批文献与胡适留学日记一样，受到学界瞩目。最终拍卖成果如何，将在下月的“永乐2020首拍”揭晓答案。

谢晓冬认为，高端艺术品有资产投资属性和避险属性，尤其在疫情下，全球经济不确定，使得艺术拍卖逆势而上，迅速回暖。仅今年10月，就有四件拍品过亿，其中《十面灵璧图卷》以5.129亿元成交，刷新中国古代艺术品拍卖世界纪录。

“在某种程度上，艺术拍卖市场承担着价值发现的功能。名人手稿、信札拥有文献价值、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我们不光要注意成交价格，也要看到，每次这些文献出现，都会引起学术界巨大反响，获得更大程度的社会认知。”谢晓冬相信，随着名人手稿、信札的文献价值传播，会推动更多拥有者把文献带入拍卖市场，对不同领域的学者而言，也将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珍稀的一手文献资料。

日记，更直观真切的角度

20年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周东华在北京大学读硕士和博士时，就对司徒雷登产生了兴趣。“他从小在杭州长大，接受的是杭州地方文化的滋润，从骨子里来说，司徒雷登更像一个中国人，一个很有江浙特色的人。”

在展览中，有司徒雷登从1946年至1948年的日记、1949年的外交日记，以及一些首次公开的包括与李宗仁、张群、孙立人、费正清、《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R.卢斯等人的往来信件。他印象最深的是司徒雷登的美国护照，以及司徒雷登作为证婚人写的两份证婚词，显示出他美国传教士身份和当时中国民众的基督新教婚礼流程。邀请司徒雷登担当证婚人的新人中，最有名的是冰心夫妇。

传教士、教育家、大使，是司徒雷登的多重身份。他创建燕京大学、出任美国驻中国第一任大使以及与孙中山的往来等等，都可以从其日记中窥见历史痕迹。

“他是中美关系20世纪上半页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毛主席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广为国人所知。围绕司徒雷登的这批日记和书信，将给我们提供极好的物证，从更多观察角度去理解这个历史人物。”谢晓冬说。

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迁葬杭州，作家庄秋水写了一篇文章《归来，司徒雷登》，2017年，她又拍了一部历史纪录片《通往北京的道路》，以1840年至1949年期间五位在华生活的外国人的经历，梳理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司徒雷登那一集，聚焦于当年他如何建成燕京大学、如何培养中国新一代青年学者的故事。

她从耶鲁大学神学院找到很多20世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老北京影像和燕京大学老照片，以及司徒雷登相关的生活影像资料。庄秋水发现，这个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以他的方式爱着中国，并非沽名钓誉，其一生都以消除狭隘、偏见为目标。“历史的真相是非常多面的，今天这份手稿的面世，也许有助于我们从更直观和真切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司徒雷登。”

燕京大学与司徒雷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自称“燕二代”，她的父亲是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母亲的家族中则有11位毕业于燕京大学。

身为“燕二代”，她凭一己之力，用五年时间编了14期200万字的《燕大校友通讯》。更重要的是，在“燕二代”努力下，将司徒雷登校长的半身塑像请进北京大学，“让后世记得燕京大学，知道司徒雷登”。

从某种意义上，只存在了短短33年的燕京大学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历经抗战等社会大变革，办学时间短暂，但从这里走出了70多位两院院士。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严泉看过统计，到目前为止，中国任何一所一流高校培养的院士数量，都没能超过燕京大学。“从这个角度来讲，燕京大学以及很多民国时代的大学，在教育方面的经验和经历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教育管理、教育理念，也有很多方面值得重新研究。”

严泉认为，人们关注司徒雷登，主要是他担任驻华大使的短暂几年，但实际上，他更长的时间是作为教育家而存在的。这种简单化的历史定位，让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在中国更为广泛和影响深刻的履历。其中包括他与中国政界、文化、教育、思想界各界人士的交往，甚至包括他和美国各界人士的交往，“他提醒我们，历史研究应该多元化”。

全面理解司徒雷登的困难在于时代的错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杨齐福认为，脱离司徒雷登生活的时代去研究他，肯定存在距离，因此，在亲眼看到司徒雷登的日记、电报、书信和他写的母亲的传记时，杨齐福很高兴，“这会是重新理解或者认识司徒雷登的另一个窗口。”

为什么名人日记、信札会引发学界热议、屡屡创造拍卖市场纪录？谢晓冬认为，因为每一次尘封已久的文献档案面世，背后都是一些与中国社会发展变革息息相关的关键人物，“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回到这些经典文献上来。他们的手稿、日记和笔记，理应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这背后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视，对历史人物的纪念和认可。”

（本文图片由永乐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