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战争，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更长久

学者于赓哲去年出版了《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最近又再版了《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他说，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大瘟疫发生后不同观点都会涌现出来，相互冲撞的过程中带来社会撕裂，但最后经过多方努力和博弈，都重新走向弥合。“人的观念会变，但人心亘古不变，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能够用来反推古代，古代历史也能用来映照现在，这大概就是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意义。”

生死关头才有真实人心

第一财经：为什么疾病对人心的影响可以这么大？

于赓哲：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这种动物会矫饰自己，比如在一般性的政治、经济、学术活动中会伪装，有时甚至能欺骗自己。只有面临生死关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会暴露出来——有些暴露出来的思想以前只是在潜意识中存在，平时连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这时，人才是最真实的，会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做抉择，自然就形成观点冲突。尤其医学和物理、化学都不一样的是，医学自古就摆脱不了社会、宗教、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别说里面还有利益之争。因此，一旦有大规模的瘟疫或者传染病暴发，就特别容易引发人心变化，观点积累碰撞乃至社会撕裂。

第一财经：古代因为大瘟疫或者大传染病而引起观点分化，社会撕裂的情况多吗？

于赓哲：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从疾病与人心》当中提的历史我就不提了，再说些别的吧。东汉后期瘟疫频繁暴发，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幸存民众想得到精神庇护，转而寻求宗教力量的帮助，太平道和五斗米教迅速发展。但问题在于，太平道和五斗米教从刚开始路就走偏了，选择模仿政府组织来发展宗教力量，比如太平道建立以"方"为单位的组织，把全国分教编成三十六方，设天公将军、地公将军等；五斗米教则设“二十四治”，多多少少也受到国家化和军事化组织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就导致了极大的社会撕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在上层社会看来，五斗米教和太平道是“妖人作乱”，倚仗着瘟疫扩散而迅速发展，走向逆国家化的组织形式，与国家政权发生了激烈冲突。但在底层民众看来，面对死亡威胁时个人非常无力，他们需要依靠这种宗教组织，却遭到统治阶级镇压。种种原因之下，最后黄巾军起义，张鲁割据汉中，结果是黄巾军被镇压，张鲁政权也被曹操剿灭。

到了近代，尤其是东北在1910~1911年暴发大鼠疫时，同样能看到传统观念与外来观念，也就是与西学的巨大争论和撕裂。

当时的撕裂体现在，第一，新观念和旧观念之争。近代公共卫生专家伍连德被清政府派到东北负责防疫后，东三省总督锡良是开明官僚，全力支持伍连德，但民众并不理解。伍连德要求隔离，民众非常抗拒。他为了切断传染源焚烧死者尸体，与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冲突，对民众刺激非常大，当时东北地方士绅强烈抨击，称民“不死于疫，必死于防疫”。此外，鼠疫暴发时接近春节，伍连德要求中断铁路交通，否则关内过来打工的人返乡会把鼠疫传染到直隶和山东，这个规定也激起民众极大反感，有人不顾阻挠甚至徒步回老家过年。

第二，中西医、东西方之争。可以说，自近代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西医之争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里面包含了民族情感、东西方文化冲突，也包含着利益之争。当时东北的防疫措施，西医有套理论和办法，中医也有套理论和办法，很多中医也因为抗疫被感染去世。而且，西医内部意见也是分裂的，比方说，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医生梅斯尼就拒绝伍连德戴口罩的建议。这里边又折射出西方人的傲慢，梅斯尼觉得伍连德虽然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却是华人，水平还能高得过白人？他特地不戴口罩去接诊，结果很快就被感染去世。

疾病比战争对历史的影响更大

第一财经：比起对具体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影响，疾病与思想层面的“人心”研究，难在哪里？

于赓哲：古代疫情暴发后社会出现冲突和撕裂，但民众没有话语权，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书写者贯穿的是士大夫的价值观。近代有了报纸，民众发声渠道比古代多一些，但同样有阅读门槛。直到互联网时代，各方声音才非常突出，原因很简单，自媒体信息发布是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人人都有话语权，所以意见对立和冲撞显得格外明显。

因此，古代疾病对“人心”影响的研究，主要难度是没办法把历史上“沉默的大多数”的所想给完整展现出来，只能从史官、史料书写者的笔下去揣摩、感受。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认为史料里表述的观点就代表了古人的观点，甚至有的史料还要反着读才能看到真正的想法。同时也要始终注意，看到的历史记载不一定是真实的存在，必须按照逻辑和其他证据链条来对“人心”进行揣摩。

第一财经：你提出“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于赓哲：这个观点我是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年鉴学派把影响历史的因素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在我们看来无比重大的、轰轰烈烈的一些政治事件，比如战争，只是影响历史的短时段因素，而气候、地理、生产方式、思想等属于中长时段因素。疾病自古以来就跟人类相伴相随，在人类文化塑造上起到极大作用，比如几乎所有宗教回答的都是生死问题，而生死问题就跟疾病密切相关。更不要说宗教在传播过程中，还必须要倚仗医疗手段，陈寅恪就说过，“自古以来，宗教之传播，莫不假天算、医学以为工具”。

因此，疾病对人的影响会渗透到生活和思想当中，进而影响人类历史。比如“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在教会担任职务，但他的梦中情人劳拉却死于中世纪的黑死病，这对彼特拉克打击极大，开始质疑教会原有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写下《歌集》和《名人列传》，都有显著的人文主义思想，成为文艺复兴的思想基石。又比如欧洲黑死病暴发后，人们逐渐对教会丧失信心，转而从民间信仰中寻求拯救，因此兴起了声势浩大的"鞭笞者运动"。但“鞭笞者运动”又伴随着反犹主义，形成一波反犹高峰。所以你可以看到，瘟疫一旦发生，社会原先的矛盾就被重新唤醒，并被加剧，进而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人心弥合一定要协调各方利益

第一财经：不知不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已经两年多了，相关的经历和见闻，是否对你今后的研究有启发？

于赓哲：历史是人的历史，以往我们是旁观者，史料中的大疫死亡“十之四五”或者“十室九空”，在我们看来只是程式化的描述，相隔太久远，很难引起内心波动。新冠肺炎疫情就其致死率而言，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瘟疫中排不到前头，主要影响人的行动自由和经济发展，但即便如此，已经在全世界引起这么多的思想波动，甚至一些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古代与今天虽然很多观念不一样，但是人这种动物的基本理念、基本诉求、基本思维模式是亘古不变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今天的很多事去推测古人的想法，也能用古代那些历史映照今天。比如因疫情导致的思想撕裂、人群撕裂古已有之，但历史上每次撕裂之后，又总会有一个弥合过程，弥合方式也是多样化的。

另外，防疫自古以来就涉及权力结构问题，不同的权力结构导致了民众对不同防疫措施的接纳程度。所以，今天当我们审视各国不同的防疫政策时，千万别忘记背后有他们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只不过古代很多事由于史料缺乏，大量细节我们已经观察不到了，但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可以帮助我们的观察分析。哪怕是一个小区、一个村，都能观察到防疫措施变化后，人心和思想的变化，甚至还能看到一个普通人在疫情前是什么样，疫情后被赋予一些权力后又是什么样。

所以，对我们这些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者来说，现在不是下结论的时候，是为未来研究观察和搜集资料的时候。

第一财经：刚才你谈到历史上因瘟疫导致的社会撕裂，最后都走向了弥合，这一点很重要。确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世界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撕裂或动荡，一个社会要重新走向弥合，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于赓哲：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弥合必然是在瘟疫或者灾难过去之后才能进行，发生的过程当中很难进行。第二，弥合不是把原来撕裂的伤口越拉越大，而是一定要协调各方面利益，把各方诉求结合在一起。

还是以我先前说的道教发展历史为例。东汉黄巾军起义被镇压后，道教意识到宗教与国家政权对抗是没有出路的，就开始寻找弥合的办法，于是自我改革。我们可以注意到，从汉代以后，以陆修静、寇谦之、葛洪、陶弘景等为代表的道教，最大的变化是走向了求仙这条路，而且还提出“三张伪法”。所谓“三张”，是创建五斗米教的张道陵，还有他的儿子与孙子张衡和张鲁，“三张伪法”其实就是把原始道教中那些政治因素给剔除掉，改走上层路线，因为上层社会最爱求长生。通过这样的改革，道教走向成熟，完成了与社会的弥合，换句话说，这个时候道教才变成了一个被全民所接受的宗教信仰。同样，西方也是这样，文艺复兴后很多人觉得天主教就此要没落了，但通过寻找各方弥合的方式，到现在还是对西方影响很大。

通过这些历史可以看出，弥合就是考虑各方诉求，弥合过程是多方共赢的过程。当然，历史随时在变化，条件也在变化，一个已经撕裂的社会未来在什么时间、怎么找到弥合点，用什么途径和方式来弥合，现在不好说，但是纵观历史，一次次撕裂发生，肯定最后都有弥合过程。

《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

于赓哲 著

中华书局 2022年3月版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于赓哲 著

中华书局 202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