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拒绝无力

从走上媒体岗位、开始做经济报道算起，今年是第33年，也是我觉得经济的压力感和挑战性最大的时候。

这个结论似乎很“灰暗”，但请注意，我说的是压力感，即人们的感受，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本身。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和经济成就放之世界也属罕见。这是客观的，也是基础的事实。

那为什么觉得如此之难？

通俗地说，就像爬山，爬得越高，越难。

如果看一下欧美日发达国家，不少人均GDP是中国的数倍，还会爆发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通胀危机，可见在任何经济发展水平上，都会出现问题。水平低的时候有低的问题，水平高的时候有高的问题。不是说，经济发展了就没问题了，很可能是，发展水平高了问题更复杂。

比如，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高，但负债率也不断提高，其平均负债率远高于新兴经济体。

一般想来，你比别人发达，负债应该少一些。实际恰恰相反，发达经济体使用更多金融工具为自己融资，用于扩张投资，提前消费，保障福利，等等。因此负债率更高。到底该不该“印钱”？负债率有没有边界？问题很复杂。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测算，截至2020年三季度，从政府负债率看，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为118.9%、97.2%和223.3%，发达经济体整体政府负债率为118.6%，新兴经济体为59.3%，中国为60.9%。再从居民部门杠杆率来看，截至2021年末，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等杠杆率在100%以上，美国接近80%，发展中经济体大多低于50%，中国为61.6%。

我举债务的例子是想说明，当我们意识到经济压力的严峻时，也要明白，这是在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后的问题。虽然很苦，很难，但并不是倒退。中国总的经济福祉比过去有很大提升，同时在近年来，在内外部诸多因素影响下，经济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必须正视，并深层次求解。

这样想，我们在探讨问题时就会平静一些，而不是陷入无力感，不能自拔。

以下就从现象、成因、出路等方面，和朋友们分享最近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现象

上海从奥密克戎冲击中恢复正常后，我已经去过七八个省市自治区，采访了各类企业、官员，以及一些普通市民。高质量发展的突破比比皆是，而困难，也举目可见。

因何而困？三重压力，国际动荡，疫情困扰，人所共知。但影响到底有多深多广，还是要亲自看到，才感同身受。

这周我在黑龙江黑河、齐齐哈尔一带调研。黑河下辖的五大连池市，过去每天有7000多名俄罗斯人从对岸过来旅游休闲，一年20万人次，疫情后这笔收入就没了。当地出现过少量阳性病例，为查出原因，连俄罗斯每天早上飞来的乌鸦也打下了一批，进行检测。当地人说：“如果江上过来几个走私的，睁只眼闭只眼也许就过去了，但疫情之下，一点问题都不能出，必须严防死守。”

疫情把中国每个地方都害了一遍，都害苦了。

这里的黑土地正在收割玉米，很多是机械化作业，但有的地方的收割速度比原计划慢一些，原因之一是上海的疫情时间长，物流停摆，导致进口农业机械和部分零配件滞留在上海，运不过来。你看，中国最北边一块玉米地的收成，也和上海的疫情相关。

我再次体会到，当每个地方严密封控的时候，不仅会卡自己的经济，也会卡你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经济。

这是我们共同的痛，希望它早点过去。

在酷热的重庆，我和一位出租司机交流，他是达州人，多年前到重庆开车，前两年把户口也落在这里。他买了房子，90多平方米，花了80多万，现在每个月用公积金还2000多元。7月是他今年挣钱最多的一个月，除掉油费，净挣七八千元，但之前因为疫情影响，一个月最少时只能净挣两三千元。一有疫情，客人就很少，而天气热，车里一直要开空调，成本少不了。

出租司机指着外边的店铺：“也就早晚有点人，一天都空空荡荡。”然后他脱口而出了一句话，“人人都在熬”。由于靠一个人工作维持不了家计，他妻子也在打工。问他会不会生二胎，他说：“一个养得都不容易，我周围没有谁愿生的，有的连一胎也不愿生。”

这一段和很多行业的企业有交流，发现“行行都在卷”。

很多人觉得白酒好做，整个中国酒业市场9000亿元规模，白酒占了6000亿元。可是白酒企业告诉我，也就前面十几二十家企业日子可以，五六年前中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有1500家左右，现在已不到1000家。

国内乘用车自主品牌70家左右，我听业内权威人士说，真正赚钱的只有几家。新能源汽车是大热点，增长迅速，但绝大部分企业还在亏损。

有个朋友做智慧城市方面的服务，他说，由于地方政府卖不出地，财政告急，发包给他们的项目收款很难，都是账面利润。某一线城市的CBD所在区，连三四十万元的项目都好久收不到钱。过去他们是行业龙头，现在华为、腾讯这样的公司也挤了进来。华为海外受阻，手机受限，所以卷到国内。还有一些从政府关联机构转制的国企也纷纷进入，市场变得更卷。唯一好的是银行资金很宽松，可以靠贷款解决现金流。

华为也不容易，今年上半年利润降到150亿元左右。而2018年上半年是456亿元。

当然有感到形势很好的企业，如上游做生产资料、新材料的。我问了几家，从六七月开始，因为终端需求不足的传导，他们也感到了增速下行的压力。

消费龙头一直被市场视为“稳定锚”，增速也在下台阶。比如海天味业，上半年净利润增速仅为3%，创2014年上市以来新低。新消费品牌的困难，则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能保持增长的是很少一部分。

这里就不举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实例了。他们真的不容易，我接触的干部，绝大多数工作时间都超过996。

行行都在卷（企业），处处都作难（地方），人人都在熬（个人），这就是我对最近所见的总结。

成因

上述现象我相信大家都看得见。我们不可能当鸵鸟，把头埋在土里看不见。

这些现象的成因是什么？

有国际因素，有疫情因素，有收缩性政策造成的“合成谬误”，有市场主体在网上一波波“声讨资本家”的声浪中的心灰意冷、去意阑珊，等等。不再赘述。

通过调研和交流，我有一些新的思考。我觉得当下的经济压力，根本原因可能是四个字：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导致竞争残酷，所以谁都觉得日子不好过。

产能过剩不仅是企业和行业现象，也和GDP优先目标下的政府行为相关。多年来，各地政府非常努力地搞基建，建园区，拉项目，甚至自己搞风投和产业基金（如某市国资投资了“每日优鲜”，还有的国资要为本地公司到香港上市去托底），经济一有下行压力就逆周期调节。这都是要投入的。你也投，我也投，各地都在投，很多地方负债累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助长了庞大的产能同质化。产能过剩，就打价格战，企业打的收入和纳税都达不到预期，这又导致政府税源不足，只好进一步举债，负债率越来越高。

搞市场经济，就会面临产能过剩和产能出清。但中国的产能出清相当困难，因为涉及维稳、面子、政绩等问题，所以往往是用各种方法把出清的压力往后推。

但不是所有雷都能在平静中排走的，有的注定会爆。不明爆，就暗爆。

比如一个地方人口有限，人口外流，还要搞那么大规模的城镇化和房地产，财政就难以为继。

厉以宁教授几年前就指出，在城镇化过程中，应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注：这不仅是以人为本的意思，也是要根据人口规模发展的意思），而不能只讲街容街貌，马路越宽越好，楼房越高越多越好，讲铺张，讲排场，城市之间互相攀比，政府债务却不予考虑。

曾任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的李铁说，前些年开始推特色小镇，我就提出了相对谨慎的意见，第一是要强调低成本，第二是特别担心房地产化。但后来，我们搞了一大批特色小镇，基本都是政府提出各种高标准要求，搞基建，搞公共服务设施，还不能有一点污染。“一些政府官员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把这些小镇也按照大城市的标准来提要求，忘记了我们还有好几亿的中低收入人口，要通过一个相对低成本的方式来创造就业空间。很多创业者、打工者到这里，要吃喝拉撒，所以消费不能太贵，房价、租金更不能太高。不要老站在政府的思维模式上考虑问题，想着怎么打造样板。”

现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公职人员发薪难，本质就是支出规模太大，而相应的财源不足。

林毅夫教授曾提出“自生能力”的概念。其定义是：一个处于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具有正常管理水平的企业，无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补助就可以预期获得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正常的利润水平的能力。

其实政府也有一个自生能力问题，就是在投入的时候要算账，要考虑产出的价值和效率，对扩张要有节制、控制。

当然，“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对消费者是有益处的，对企业的竞争力也有锤炼磨砺作用，所以有一种说法，“在中国市场不被卷输，在国际市场就能卷赢”。但普遍过剩，以及很多企业和政府的“自生能力”不足，就会导致大家虽然很努力，很辛苦，但越来越像逆水行舟。对个人来说，因为赚钱不易，好工作难保，自然就会多储蓄，早还贷，少消费，少借贷。

前一段我听说智能手机的换机时间是20多个月，这次听黑龙江最大的手机连锁服务商说要36个月了。智能手机厂商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小米集团上半年的净利润为8亿元，去年同期为160亿元。

所以我总的看法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压力之源，在于较为普遍的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有效需求不足又和人口因素高度相关。

需求主要看投资和消费。从投资看，传统基建干得差不多了，再要大干，要面对资金筹措和投资效率问题；制造业投资，强度已经很高；房地产，目前处于偏瘫，复苏需要时间。

再看消费，受可支配收入增长有限、就业压力增大以及社会保障水平有待提高等因素影响，难免增长乏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周期，也受总体约束条件和经济规律的制约，这就是现象背后的本质。

和解

情况就是这样。说实话，谁都没有能快速起效的药方。

我问自己，是不是我们不够努力？不是，我们的市场主体和公务员队伍都是世界最勤奋的之一。

我问自己，是不是企业的素质、核心竞争力、创新能力没有提高？不是，我们的企业家在几乎所有他们进入的行业，和国际同行比，相对表现都更好。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工作、生活状态更差了？对失业、降薪、被裁员者，确实如此。但多数人的状况并不是下降，还是在大致同一水平上。比如那位重庆司机，他说他不会再回达州了，就在重庆生活下去。实际上他已经完成了市民化转型，生活比过去改善了很多。只是疫情以及经济不景气，让他有煎熬感。如果没有疫情，一个月净收入七八千元，还是不错的。

那么，是不是营商环境越变越差了？应该说，营商环境还要改善，市场主体的预期还要稳定，“两个毫不动摇”还要在实践中真正做到毫不动摇，但对于踏踏实实做实体经济、一直坚持生产性创新的企业家来说，政府非常支持，方方面面非常配合，礼遇也很高。

最近我在齐齐哈尔就听说，今年5月18日，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表彰经济发展突出贡献企业，中国一重集团董事长刘明忠和中国飞鹤董事长冷友斌被授予“齐齐哈尔市功勋企业家”荣誉称号。在表彰仪式上，身材高大的市委书记王刚给他们颁奖时，突然向他们深鞠一躬。这个完全自发的动作充分表达了政府对企业家的尊重和敬意。王刚还提议，将5月18日作为齐齐哈尔“企业家日”，以一座城市的名义向企业家致敬。

想到和看到这些之后，我对当下的经济压力与困难，有一个新的理解——

过去几十年的大干快上，让我们获得了一种“超前繁荣”，同时也有很多透支，有很多低效、不经济、负债驱动的投入与过剩，这种“过快+过剩”的发展模式，现在要交学费了。

“超前繁荣”“过快发展”，主要表现为城市面貌和基础设施的飞跃，也表现为靠负债率的提高驱动投资和消费。凡有过中外比较的人，大都承认中国的基建和城市面貌远超很多发达国家，中国年轻人的消费也很进取，月光族、借贷族普遍存在。要不要这么超前？可以争论，但“超前繁荣”毕竟是我们每天都在享用的资产和状态。只是习以为常了，一有波动就觉得不正常。

想到这里，我觉得我和中国经济之间实现了一次和解，我释然了不少。

之前想的更多的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难？责任在谁？

现在想的是，虽然行行都在卷，处处都作难，人人都在熬，但彼此无需怨，因为我们都是过去发展的受益者，已经在“超前繁荣”中“赚”了若干年。

我把这些思考和一些企业界的朋友交流，说我是不是太阿Q了？

没想到他们基本都认可，认为当下问题的症结，其实是大周期的问题。比如现在每年新出生婴儿比五六年前少一半，你非要母婴相关企业每年还要两位数增长，那就难于上青天。

谁都希望繁荣，但一直向斜上方前进的繁荣，不间歇的繁荣，不可能存在。螺旋式上升才是一般规律。

如果对中国过去的繁荣进行分类，最需要的是理性的繁荣，建基于生产线创新的繁荣，这也是最能持续的繁荣。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制造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他们也是中国经济基本面韧性的基石；

我们也已经拥有了不少“超前繁荣”，的确应该适度，应该反思和调整，但也无需过度苛责自己。毕竟在以发达国家为坐标的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对那些表象的、物化的力量曾经过于追捧和投入，透支也不少，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赶超冲动所决定的。同时，大量基础设施资产都在那里，在发挥作用；

最后，坚决要反对的是“虚假繁荣”，比如P2P那样的“繁荣”，某些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高杠杆无度扩张的“繁荣”。靠这种“繁荣”造就的“巨人”一个个在垮塌，给利益相关方造成严重影响，并构成经济不景气的重要触发点。他们的罪与罚，责任理应自负。当然，政府也要反思，在这些具有相当破坏性的“巨人”的野蛮生长中，为什么没有及早预警？

看到这里，有人或许会质疑：照你这样说，一切都是合理的？

不是的。我也看到很多不合理，为此长期呼吁企业家精神，呼吁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呼吁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深层动力，呼吁开放。我最担心的是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因为这样的话，效率很低，创新很差；我也担心对那些真正有自生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的市场主体的不公平对待和随意裁量；我还担心，改革还在路上，开放不能停顿，而我们已经骄傲自满，甚至无知地目空一切，那就是真正的灾难之始。

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中国经济的问题不能采取简单归因的方法，也不能因为有严峻问题而忘记这是在哪个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唯此我们才能拓宽思考空间，找寻最大公约数，凝聚力量，共同探索解决之道。

出路

周期性、外部性、结构性等问题的交织，注定了这一次中国经济要走出时艰，不容易。

疫情是很多问题的导火索，但没有疫情，我相信有些问题也会发生。

任何发展都有一些无法逾越的宏观约束条件，比如国际市场就这么大（受制于全球各国发展水平），中国制造太一枝独秀，就会受到各种约束与限制。

既然如此，我们的信心又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

我的信心在于，14亿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5亿市场主体的勤劳智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三位一体的存在。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只能向上、向前。

贝恩公司最近针对跨国公司发布了一份报告，题目是《中国：仍是你的“第二母国市场”》，三个主要观点是：中国仍是你的最佳消费者故事；中国是不断被探索的全球最佳学习场所；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促使跨国公司必须用新方法赢在中国。

中国确实在发生一些变化，但离开中国，也就放弃了21世纪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商业机会之一。

具体来说，出路是什么？

从需求端来说，要努力提升和释放有效需求。如农民工的城市化，城市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多为人民造饭碗，等等。要更加注重“里子”而不是“面子”。经济要长治久安，不仅取决于在长板的地方做得有多好，更取决于在短板的地方能否真正提升。

此外，就是要坚定不移，以开放态度融入世界，打造对中国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市场环境。这至关紧要。疫情近三年，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就是出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国际经贸环境，外需开始收缩，那就真的非常麻烦。

从供给端来说，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是要让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高价值，实现现代化转型升级。

苹果公司的市值比中国所有互联网大公司的总和还要多很多，这就是高价值。在中国，无论是制造业升级还是农业现代化，都需要通过企业家的创新，创出更高的价值。

最近我在黑河、齐齐哈尔调研农牧业发展，看到飞鹤集团的现代化、产业化兴农富农的成功探索，例如采取全产业链模式，和当地农业合作社对接，种植优质玉米品种，通过深加工，进入终端市场。这里有黑土地，但从土地资源到建立终端品牌（如“北纬47度”鲜食玉米），没有企业家的创新绝无可能。一旦通过创新创出巨大的增量价值，各个环节都能增收，整盘棋就活了。

二是政府侧的投入、投资要好好算账，不是越高大上越好，而要讲究投入产出的合理性，追求合宜发展、差异化发展、集约发展、竞合发展。政府还要特别注意一个倾向，即越来越多人和机构希望“公务员化”“机关事业化”，他们当然都有充足的、正确的理由，但这绝不是一个好现象。

三是要坚定不移推动创新。国际经济学界有一种看法，当今全球经济的困局，主要是因为从事知识生产的国家少，而在知识扩散中“搭便车”、将知识转化为生产的国家多，这导致全球知识创新缺乏后劲，而进行知识转化的参与者多，这些产业容易供给过剩。要解决这一问题，那些从先进国家的知识中受益的后发经济体，要逐步承担更多的基础研究支出责任，从而促进世界加速技术进步，找到新出路，提高新产品的创造能力。中国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四是要创造有利于开放和价值创造的生态环境，特别是教育、文化、舆论等等。

五是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无论双碳问题还是房地产，由于牵连到中国制造和经济支柱，在进行调整时一定要实事求是。现在很多地方言必称芯片、生物医药等高精尖，须知高科技的就业带动性往往是有限的，且风险很高，更适合多层次资本市场来支撑。14亿人口大国的就业，需要大量普通的人间烟火，这是主体。经济结构要平衡，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也不能太偏颇和失衡。

六是要循序渐进推动共同富裕和互助经济。共同富裕一定要人人参与，人人奋斗，然后才能人人分享。

这篇文章在黑河动笔，在齐齐哈尔写完。在黑河，我听不少人讲到一江之隔中俄的对比。

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实在太丰富了，最早时俄电1度只要0.19元人民币，俄罗斯的土地流转，最便宜的一亩只要一二十块钱，且土地肥力强，不用施化肥。相比起来，我们主要靠人力，但现在我们城市的繁荣程度远胜对岸。

我们没有特别好的资源，只能苦干、巧干、坚持干、创新干、团结起来一起干。把这种精神激发起来，护佑起来，也许用不了太长时间，很多当下觉得无解的问题，可能都会迎刃而解。

路是走出来的。用有力代替无力，用有为代替无为，用无畏代替逃避，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作者系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