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尽快补上疫情防控短板，方能守好生命防线

随着公共防疫政策由战疫体系转向常规治理，中国当下面临着错综复杂而严峻的疫情考验。这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所必须担负的使命。

近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等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当前防疫中存在的问题与接下来的工作部署做了回应。

中国疫情防控目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是公共卫生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

纵向看，从疫情预测、预防、诊断、救治、康护到罹难善后等公共防疫体系的整个流程，都面对相当的挑战；人们面临突出的缺医少药问题，各级医院的诊断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挤兑；随着感染人数指数级上升，各地医疗救治资源、康护资源也出现挤兑，随之而来的是罹难善后资源的挤兑。

横向看，存在城乡、地区间公共卫生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衡问题，尤其是乡村医疗是中国公共医疗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缺医少药问题非常突出，农村面对这波新冠感染潮考验巨大。

以医疗设施为例，目前中国二级以上医院床位数仅561.6万张，重症医学床位（ICU）由去年4月统计的每十万人4张，最近提升到10张，即使随后又上调到12张，但相比美国每十万人34.7张，还存在很大不足。

其次，病毒预防预测评价资源亟须完善。目前全国病毒感染数、重症数、感染类型、毒株变异情况、罹难人数等，都不再集中统计和公布，人们对疫情流变状态缺乏有效了解，一定程度上引发不确定性恐慌。这些都需用科学和事实来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否则会抬高整个社会的防疫成本。

再次，公私抗疫体系的协同度亟须改善。抗疫从来都需要个体、社会和政府三方力量同舟共济。

目前最突出的挑战是：在新冠预测、预防、分诊、救治、康护和罹难善后方面存在短板，且存在权力越位、缺位和错位等现象；具有社会自治自律的NGO组织相对薄弱，使中国社会缺乏第三方力量的公共治理缓冲垫。

当前国内疫情暴露的三大亟须改善的空间，也是我们接下来亡羊补牢的努力航向。

当务之急是，构建完善从预测、预防、诊断、救治、康护和善后的全流程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政府公共服务由透明性担保体系与防护型保障体系组成。前者营造公开透明的公共防疫平台，让人们知己知彼地面对疫情敌人；后者则为居民抗疫提供免于恐慌的公共服务，如加强有效疫苗接种，向65岁以上老人和有基础病的各年龄段人群按疗效提供特效药；再如在全世界采购有效的抗疫药剂、疫苗、血液透析单元、床旁血滤机、体外膜肺氧合仪、呼吸机，监护仪，扩展ICU病床，以及为人们提供必要的抗疫公共服务基本保障包等。

同时，也应未雨绸缪地做好应对未来疫情风暴的准备。当前针对新的强势流行毒株XBB1.5和可能出现的变异毒株，应做好相应的对症医疗物资的采购和分发准备；并通过监控病毒的规律，做好削峰填谷的积极准备，以平抑感染峰值，缓解对现有医疗资源挤兑的烈度，提高现有医疗资源的周转率。

此外，还要搭建公私共济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一个运行良好的公共防疫体系，一定是个人、社会组织和政府三方合力的同舟共济。

这是因为，政府担负着提高制度对经济社会敏感适应能力的责任，个人则更能具象地自主评价和协调自身健康权与生存权、发展权的关系，而社会自治自律组织的NGO，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经济社会自律自治功能，影响着社会公序良法等非制度规范的运行成效。

显然，个体、政府和社会组织，构成了中国现代公共治理体系的三大主体，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长治久安。

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疫情防控工作不论如何调整，都要直面问题尽快补上短板，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到实处，在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中，用行动铸就信任，方能守护好群众生命和健康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