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可从五大维度推进

（本文作者付一夫为苏商银行高级研究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并将其作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核心抓手，标志着我国居民增收工作从原则性引导转向系统性、可操作性推进。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的“两个同步”目标基本实现，不过仍存在着不少挑战，而通过推动居民增收来提振内需已是迫在眉睫。结合我国发展阶段特征、政策导向及发达国家成熟经验，预计“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或将围绕就业支撑、收入渠道拓宽、城乡均衡赋能、分配机制优化、政策协同保障五大维度精准发力，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继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一、筑牢就业根基：以高质量就业支撑工资性收入增长

就当前我国居民收入结构而言，工资性收入可谓绝对的大头，2024年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达56.5%。从这个角度看，提高工资性收入无疑是城乡居民增收的核心支柱，而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则是提高工资性收入的根本保障。后续增收计划有必要将稳定和扩大高质量就业放在首要位置，聚焦重点群体与结构性矛盾，构建全方位就业支撑体系。

在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方面，可以进一步实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大龄劳动者等群体的专项就业支持计划。针对高校毕业生，要强化校企合作与见习基地建设，推动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畅通互联网、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就业渠道；对于农民工群体，要扩大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以工代赈规模，提高劳务报酬发放占比，同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农民工城市就业成本。针对技术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特别是人工智能对青年和传统岗位劳动者的冲击，要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把中职教育资源更多转向在职培训，重点开展数字技能、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专项培训，提升劳动者岗位适配能力。

在就业质量提升层面，可以发力健全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缩小与国际社会的合理区间差距。同时，要继续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加快推进拖欠账款问题解决，压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实现中小微企业账款“应付快付、应付尽付”，保障劳动者劳动报酬及时足额兑现。借鉴德国经验，通过完善集体协商制度，推动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覆盖更多中小微企业，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让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二、拓宽增收渠道：激活财产性与经营性收入增长潜力

除去工资性收入，2024年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8.3%，经营性收入占比16.7%，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后续增收计划可以从激活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盘活农村存量资产、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等方面发力，以此来拓宽城乡居民多元增收渠道。

在财产性收入提升方面，核心是稳定股市与楼市预期，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后续应加强资本市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推动商业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有序入市，强化央企国企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违规减持等行为，提升资本市场稳定性与财富效应。同时，丰富个人投资者可及的债券、普惠理财等产品品种，降低投资门槛，让普通居民能够分享资本市场发展红利。对于楼市，将继续推进存量商品房收购用于保障性住房，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优化居民按揭贷款偿还条件，改善租金回报率，稳定居民住房资产价值。还可以考虑借鉴海外“农村居民财产信托制度”，探索农村土地经营权、住房财产权入股信托模式，让农民稳定获得财产性分红。

在经营性收入培育方面，应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对中小微企业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与信贷支持，要鼓励金融机构优化经营性贷款期限与利率设置，开展续贷业务，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在农村地区，将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与“三品一标”行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宿经济等新业态，落实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强化产业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在产业链延伸中获得更多收益，等等。

三、聚焦城乡均衡：强化农村增收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的核心矛盾之一，后续增收计划应把农村居民增收作为重中之重，通过产业赋能、要素激活、公共服务补短板，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在农村产业增收方面，可以借鉴日本“造村运动”经验，推动城市产业向农村梯度转移，在县域建设特色产业园区，让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通信、旅游公路等配套设施，支撑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发展。实施农村低收入人口提能增收行动，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等方式，提升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在土地征收、流转中的合法权益，让农村土地资源转化为农民增收资本。

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中央预算内投资将重点支持农村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项目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借鉴OECD国家经验，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降低农村居民民生支出负担，间接提升可支配收入水平。建立农村养老待遇动态调整机制，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标准，完善农村医保报销政策，减轻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压力。研究建立农村育儿补贴制度，降低生育养育成本，释放农村消费与增收潜力。

四、优化分配调节：发挥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协同效应

客观地讲，我国再分配调节功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后续增收计划应通过税制改革、社会保障升级、转移支付优化，构建“调高、扩中、托低”的分配调节体系，同时引导第三次分配发挥补充作用。

在税制改革方面，应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征管模式，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健全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精准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税负。借鉴美国“劳动所得税收抵免”（EITC）与英国提高个税免征额的经验，对有工作的低收入者实施税收返还补贴，以此来带动消费与增收提升。探索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税收治理机制，加强对平台经济、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监管，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推进财产税改革，稳步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发挥财产税对财富分配的调节作用。

在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方面，应完善社会保障全国统筹制度，提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与医保补助标准，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实现应保尽保。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民生领域与增收相关的项目建设。借鉴OECD国家经验，强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组合拳发力，将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向合理区间压缩，从而缩小不同群体收入差距。

在第三次分配方面，应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参与慈善事业，重点支持教育扶贫、医疗救助、农村增收等领域。建立慈善捐赠激励机制与监管体系，提升慈善资金使用效率，让第三次分配成为城乡居民增收的有益补充。

五、强化政策协同：构建增收长效保障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居民增收是系统性工程，需要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协同发力，构建长效保障机制，如此才能确保增收计划落地见效。

在政策协同联动方面，需要进一步健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推动消费政策与财税、金融政策同向发力。财政政策要发挥引导带动作用，通过补贴、贷款贴息等工具，重点支持消费领域与增收相关的项目，2025年已明确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贷款和消费领域经营主体贷款给予财政贴息。金融政策应加大对增收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扩大个人消费贷款与经营性贷款投放，合理设置额度与利率，优化偿还方式。产业政策须聚焦高质量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与增收机会。

在投资与消费良性互促方面，应统筹投资与消费关系，扩大消费基础设施、服务功能提升类项目的有效投资。支持消费、文旅等领域项目发行REITs，盘活存量资产，形成“投资支撑消费升级、消费牵引投资扩容”的良性循环。鼓励各级工会将经费用于职工消费领域，实施消费帮扶与有奖发票等政策，提振消费意愿，带动经营性收入增长等。

在统计监测与考核激励方面，应健全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统计监测制度，完善全口径消费统计，精准掌握居民收入与消费动态。建立增收计划实施效果考核机制，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务实举措，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加强政策宣传与预期引导，稳定市场信心，让城乡居民切实感受到增收政策的实效。

六、结语

总而言之，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是应对全球经济变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后续发力要以高质量就业为根基，以多元增收渠道为支撑，以城乡均衡为重点，以分配调节为保障，以政策协同为纽带，精准破解增收领域的突出矛盾与堵点问题。同时，可以合理借鉴发达国家在就业保障、财产性收入培育、再分配调节等方面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城乡发展实际进行本土化创新，避免简单照搬他国经验等等。

预计在一揽子政策“组合拳”的持续发力下，我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升、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格局将得到更强的巩固，同时也可以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继而为国内需求的提振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国民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且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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