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活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路径

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重要根基，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独特生态与文化景观、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以及世代积淀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2024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提出“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支持建设农业文化遗产主题村落和文化生态保护区”；2025年农业农村部启动“智慧农遗试点县”建设，推动数字技术赋能遗产监测与传承。此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明确提出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强化其在种质资源保存、绿色生产技术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彰显了国家对中华优秀农耕文明价值的战略重视。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既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注入了新机遇，也对其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和全新挑战。

然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乡村产业发展仍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一方面，“重申报、轻管理”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社区主体性严重不足，当地农民在遗产认定、决策参与、利益分配等环节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同时，活化利用路径单一且同质化严重，多数地区过度依赖观光旅游，缺乏对传统知识体系、生态智慧和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难以形成差异化、高附加值的产业业态。总体而言，尽管实践探索活跃，但如何将学术理念有效转化为治理工具，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从“外部资源”真正转变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仍是亟待突破的关键命题。

中国学界的“景观基因”理论为破解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同质化、碎片化困境提供了新路径。该理论通过系统识别地形肌理、水系网络、聚落格局、生产方式与文化符号等核心要素，构建起一套可量化、可图谱化的乡村文化解码体系，不仅回应了“重申报、轻管理”的实践短板，也为强化社区主体性、拓展多元活化路径提供了方法支撑。部分地区（如浙江、云南）已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探索“景观基因识别—图谱绘制—分类管控”路径，推动建立“一遗一策”的精准保护机制。这些动向表明，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从资源清单式管理，正逐步迈向以景观基因为纽带，融合环境资源、社会生产与文化传统于一体的整体性、协同性保护新阶段。

资源协同：善用自然肌理，夯实乡村发展基底

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景观基因”可分为物质性基因（如梯田、塘基、古树）与过程性基因（如水循环、养分流动、物候节律），而后者恰恰由自然环境主导。地形、水系、气候、植被等自然要素，被视为不可复制的景观基因载体。正如湖南师范大学胡最教授所言：“自然环境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第一作者，梯田的坡度决定耕作方式，溪流的走向塑造聚落格局，季风的节奏编排节庆周期。”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曾指出：“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人做了什么’，更在于‘自然允许人如何做’。环境限制催生了文化创新，生态约束孕育了智慧系统。”这意味着，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不能只保护“看得见的房子和田”，更要守护“看不见的水文过程、气候节律与生物互作网络”。

在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这一理念得到生动诠释：当地依山就势开垦梯田，利用瓯江支流的活水自流灌溉，形成“一田两用、一水双收”的生态循环——水稻为田鱼遮阴避害，田鱼为稻田除虫松土、提供天然肥料。这种模式并非人为设计的“技术叠加”，而是对浙南山地小气候、水文特征与生物习性的长期适应结果。若强行平整土地或改用封闭式鱼塘，整个系统将失去其生态平衡与文化内核。浙江以自然教育为纽带，设计农耕体验、生态观察等活动，引导游客理解“为何梯田不能修成平地”“为何桑基鱼塘必须保留一定水域面积”“为何青田的田鱼只能养在流动的山泉里”。这正是将“环境基因”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生态常识，让保护从认知走向共情，从观赏走向尊重。

治理共融：构建“人—地—文”命运共同体

农业文化遗产的景观化，不仅是美学再造，更是社会关系的重塑。《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首次以地方法规形式明确“原住民主体地位”和“社区共管机制”。农业文化遗产的景观基因，不仅包含山形水系、聚落格局等物质要素，更内嵌着独特的生产制度、协作机制与社会规范——这些“社会性基因”同样是不可复制的文化密码。正如景观基因理论所强调的，当社区将遗产的空间与文化特征内化为集体认同，遗产便能从外部赋权的“资源”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强调，真正的农业文化遗产必须包含三个维度：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体系以及支撑其运行的社会组织。缺失任何一环，系统都将退化。这种“社会—生态耦合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正是全球农遗保护的核心理念。在秘鲁库斯科地区的安第斯山脉，6个克丘亚族原住民社区联合创建了全球首个“马铃薯公园”（Potato Park），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典范。该公园由社区自主治理，系统性保护着超过1300个本地马铃薯品种，堪称世界马铃薯遗传多样性的活体宝库。为支撑这一生态实践，社区复兴了古老的“艾柳”（Ayllu）互助制度——一种基于血缘与地缘纽带的集体劳动、资源共享与互助协作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同时，他们设立了由部落长老与妇女共同管理的“社区种子银行”，这一模式实质上捍卫了原住民对土地、种子和传统知识的主权，被国际社会广泛视为“食物主权”运动的标杆案例，彰显了文化自主性与生态韧性深度融合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路径。

传承共治：盘活文化基因，协同推进文脉延续

文化基因是乡村的“文明DNA”，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尤为鲜活。这些历经千百年耕作与生活积淀而成的系统——无论是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德清的桑基鱼塘，还是云南红河的哈尼梯田、贵州从江的稻鱼鸭复合体系——不仅承载着独特的生态智慧，更编码了地方社会的时间节律、技艺逻辑、信仰象征与协作规则。正是这些基因，赋予农业文化遗产以地方独特性与情感黏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中指出：“脱离社区生活语境的文化实践，终将成为表演性的空壳。”为此，农遗地正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基因的活化路径——以传统技艺、节庆习俗等核心因子为基底，构建多元融合的村落文化空间，既回应村民的文化认同与精神需求，又丰富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推动文化传承从“被动记录”迈向“主动创造”，让古老基因在当代生活中持续生长、焕发生机。

在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中，“茶为媒、礼为先”的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宗族社会结构与山地生态智慧之中。千百年来，当地村民依循“春采秋制”的农事节律，在云雾缭绕的梯级茶园里精耕细作，逐渐孕育出一套融自然敬畏、生态适应与人文伦理于一体的独特文化体系。每年“开茶节”，茶农齐聚千年茶王树下，焚香祭拜茶神，祈愿风调雨顺、茶事兴旺；“茶王赛”不仅是制茶技艺的巅峰对决，更是一场关乎社区声誉与诚信品格的公开见证；而庄重肃穆的“师徒敬茶礼”，则借一盏热茶完成技艺、匠心与责任的代际传递，将“做茶先做人”的价值理念悄然融入血脉。这一整套仪式、规范与生活实践，不仅维系着铁观音制作工艺的活态传承，更构筑起乡村社会的精神秩序与文化认同，使茶超越了经济作物的属性，成为承载伦理、凝聚社群、连接天地的文明媒介。

综上所述，充分解析农业文化遗产地中景观基因的特征，对于准确理解其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经济逻辑与文化价值至关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远不止于景观修复或旅游开发，而是一场融合自然肌理、社会结构与文化基因的系统性重塑。如此，方能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传统与现代有机交融、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的乡村发展新格局，让中华农耕文明的深厚积淀，持续为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文明动能。

（吕佳颖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綦晓光系共生态经济研究院特聘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