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世锦：用好AI和低碳“做大蛋糕”，给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分好蛋糕”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销售规模比上年同期扩大近3300亿元。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2%。下一步，从需求侧着手，如何激发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从供给侧，处于产业链竞争前沿的AI和绿色低碳产业能带来多少增长空间？《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

破解消费之谜，没花的钱去哪了？

第一财经：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议题，最新的数据显示，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

刘世锦：最近物价变动，主要还是PPI上升的幅度比较大，CPI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PPI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就是原油价格上升，全球范围之内是统一的。所以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就是能源金属，和AI发展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价格上升的幅度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PPI的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CPI的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因为我们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总的来讲，对物价回升，特别是 CPI的回升，可能估计还不能过高。消费上来以后， CPI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第一财经：消费不足，呈现一个“供强需弱”的状态，那您认为应该怎么去提振内需、提振消费？

刘世锦：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较，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低的不是三五个百分点，所以这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消费低这么多？国民收入可以分为储蓄和消费，我们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这么多年，我们都在40%以上，最低也有42%，高的时候到45%、46%。

那么为什么出现高储蓄的状况？以2022年的数据为例，当年我国GDP总量大概是120万亿元，全社会的储蓄是55万亿元，储蓄率46%。其中，企业部门储蓄27万亿元，居民部门储蓄27.6万亿元，大体上各占一半。

企业储蓄率，如果看占GDP的比重的话，达到22%以上，国际上一般比例超过10%的其实都不多。所以我们企业储蓄比例也是明显偏高。它为什么会这么高？不仅中国，比如日本韩国曾经也有过的现象就是，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由于融资不是那么方便，企业倾向于自我融资，把一部分资本收益留在企业滚动，所以有这个传统。之后有一些变化，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国有企业经过改制以后上市了，这部分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资本是需要分红的。但依然有大量的未上市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分红很少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分红。那么，企业收入如果不分红，就留存在企业了，变成企业的储蓄，一个用途就是搞投资。所以中国企业储蓄率比较高。

第二就是我们住户或者说居民的储蓄率相对也比较高。最近几年，大体上居民的储蓄每年可能是要增长十几万亿元。这里容易有一种误解，说你看居民主要是喜欢储蓄，你们要注重消费，消费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显示，其金葵花客户（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占其零售客户的2.49%，但却贡献了81.90%的资产。换句话说，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储蓄不到20%。其他银行的数据也显示了相似特征。我们还做了一些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比如说，把居民分成10组，可能最后两三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收入的。他是靠其他，比如说社会救济，甚至贷款等其他来源，而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说一看到居民储蓄率还很高，每年增加十几万亿元，就以为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误解的。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容易产生误导。

我们把低消费要提上去，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所以储蓄下不来，消费就上不去。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最近也提了一个建议：把高储蓄比如说用两三年的时间降到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就是得增加企业分红。一个思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转成社保。到目前为止，2万多亿国有资本划归社保了。这个幅度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建议，能不能加大力度，通过把国资划归社保以后，通过社保的收入去作为居民的一部分养老金的支出。养老金大部分是用于消费的，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收入由储蓄变成消费。当然这件事情可能有些人也还是感觉到，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有难度。那么，简单地找到一种解决方案，我们只是看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没有上市的暂不考虑。目前，中国股市A股总市值应该是已经达到120万亿元左右了，国有资本在股市中的占比大体上是40%左右。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拿出20万亿元。我们曾经提了一个设想，在“十五五”期间，比如说分两步，一次拿出10万亿元，把它划归现在中低收入群体覆盖面最宽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再加上其他一些政策举措，比如完善社保缴费办法，另外把现在一些宏观调控的资金也放进来。目前，这些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95%以上都是农村居民。农村的老人每个月的养老金收入平均在260块钱左右，但是农村的低保水平是每月600块钱，这距离低保水平还比较大。我们能不能在“十五五”期间，让这部分人的养老金收入能够提升。从稳增长角度来讲，它大体上能够在“十五五”期间每年拉动GDP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对稳增长的作用和其他政策措施相比较，作用效果是居前的。

第二个方面的政策，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收入差距，适当地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主要是个税和财产税，这也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现在也有财政重建的问题，增加税收以后，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因为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正向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他们就会到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

第一财经：您刚才所说的几大路径，我们都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成效。但是有一个问题，看起来它们都是需要比较长的周期来逐步去落实，这就涉及到当前目标和长期改革之间的关系。聚焦于当下，我们怎么能够立竿见影地看到一些效果？

刘世锦：宏观短期政策和这些结构性改革，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它是完全可以并进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做了以后，真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效的？有些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时间长？不一定，比如刚才我讲的国有资本转社保的事情，它费劲吗？其实操作起来可以很快的。如果落地，一部分人的养老金马上就会增加，他的消费就会增加。

很多人喜欢短期的刺激，不喜欢结构性改革，一听说结构性改革好像就时间很长。结构性改革有一些措施比货币政策，比短期刺激政策来得都更快，问题是，你想不想、愿意不愿意采取措施推动这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是能调整比例关系的，能够改变货币流通速度、流通方向的。结构性的改革短期来讲，难度大一点，有些需要的时间稍微也长一点，但是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来看，其实它用的时间是短的，代价是低的。

我还是强调，近期要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消费，还得抓重点。举个例子，像有的一线城市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有些人干得不错的话，一个月收入会上万的，其实这不是他现在消费不足的难点，难点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刚才讲的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比如他在农村里可能有个二层小楼，面积可能有二三百平方米，但是他一年能回去几次？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他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的比如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方米。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下一步怎么能够解决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的错配，包括住房资源的错配要下功夫的。房价比较高的大城市里，对这些不可或缺的城市工作人员，特别是服务人员，给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在住房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应该的，或者说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找出路，首先得在国内找出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以后，市场空间就扩大了。

第一财经：出口是上半年的一大亮点，您之前提到过，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消费的不足，您也提到了经济增长正在从投资、出口驱动转向创新与消费驱动，那么在当下怎么去理解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价值，以及它的代价？我们希望在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能够避免对国内消费的挤出效应。怎么去做好这件事情？

刘世锦：2025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是将近1.2万亿美元，反映了中国的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货物贸易顺差相当于在国民收入中间把一部分消费变成了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它是用到国外去了。所以当你听到顺差越高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恰恰实际上消费占比比较低，消费不足等等是它的原因之一。那么下一步，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但你要注意到它的弱点，代价就是国内的需求，特别消费需求。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

与之相关的，人民币国际化最近谈得比较多。美元这种霸权是怎么形成的？美国实际上是大量进口的，用美元支付，也就是说，它出口美元，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很大的离岸美元市场，现在可能有16万亿美元的规模。所以美元作为国际上的强势货币，不论从计价、交易还是储备，现在是排在前面的。我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超过30%，我们GDP占全球的比重是在17%、18%这样一个水平上。但是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计价单位，作为储存货币，货币的诸种功能里，我们过去长时间占全球的比重是在3%以下的，没有超过5%。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实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你得有一个足够大或者适当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我们目前离岸人民币的规模才1万多亿人民币，而且主要是在中国香港和伦敦，以香港为主。所以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可能当务之急是要扩大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规模，怎么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设想一种路径：增加进口。比如去年我们有1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假定我把这1万亿的顺差不保留，转成进口，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商品进口。但是我有个条件——用人民币来支付，按照当时的汇率应该就是7万亿左右人民币就进入了国际市场，成为离岸人民币池子里的水。这样的话，人民币在国际上用起来就很方便，不论是结算、计价、贸易、投资。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比如说贸易或者其他途径，国外一些客户拿到人民币以后，如果用起来不方便，他很快地就换成美元。所以一定需要一个离岸的市场，池子要足够大，能够转得开。中国可能当务之急就是我们要通过一段时间形成一个足够规模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但这个条件要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的基本平衡。

绿色转型，如何成为扩大内需“新引擎”？

第一财经：绿色低碳转型也是拉动内需、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抓手。您怎么看绿色低碳转型潜在的增长空间？

刘世锦：最近几年，特别是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以后，国内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或者重点转向了源头创新。也就是说，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一批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然后发展相应的产业。一大批绿色低碳产业成长起来了。比如光伏、风电、储能、绿氢等等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制造、出口，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转向源头创新以后，就需要有投资，有了投资，它就成为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前，充其量我们叫“节能减排”，因为大的技术体系没变，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效率是比较低的，成本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并没有多少新增投资。而这一次转向源头创新以后，大量的新兴投资就出来了，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带来新的绿色消费和新的出口。所以它成为经济增长、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动能。

我们有一个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室，进行了一些研究。像2024年，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占GDP总量的比重已经是10%左右了。在当年GDP增量中间，它的份额占到20%。在当年的投资中间，低碳绿色的投资占的比重多少？增量中间占到50%。所以说，现在低碳绿色产业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了，已经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一种新的支柱作用正在呈现。所以这个产业现在一定要保持稳定增长，不能掉下来。它是一个经济全局的问题。

第一财经：继续稳固我们在绿色低碳这一领域里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还有一些配套的市场制度，一部分是起到约束性的作用，一部分是起到激励的作用，您有什么建议？

刘世锦：主要两点，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所谓高比例的新能源和现有的电网或者叫电力系统，它们之间的不适应性，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突出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增加大量的新的灵活性资源，比如储能等等这一类的。另外还需要负荷侧进行一些调节，这就需要比如市场，包括一些用电机制方面相应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一个镇子上有100户，过去可能连一个发电厂都用不了。现在比如100户人，每一户人的家里，房顶上有光伏发电，同时家里有一个储能柜，甚至还有地热。家里还有一台车，这是电动车，电池也可以蓄能。所谓市场的参与者，和过去可能就那么一两家相比，呈现数量级的增长。

第一财经：这就是集中式跟分布式的一个本质区别。

刘世锦：对。所以管理体制，过去从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就不适应了。逐步要转向逐层平衡。另外最近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地方碳排放考核这方面的一些制度安排，这是非常重要的，把减碳责任落实了。新型电力系统要加快建设，加上减碳责任要落实，把这两件事要做好。做好以后，整个绿色转型会加快。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形成一个有力支撑。

AI跑得快，就业如何跟上？

第一财经：当下产业界的一个“K型”分化：一方面是以AI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企业获得了高估值，从业人员也获得了高收入。而另一方面，一些相对传统的行业需求疲软、价格低迷，而以往，恰恰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与此同时 AI也会替代一部分岗位。有人就担心了，如果长此以往，新创的就业机会少，而替代的就业岗位多，供强需弱，它会使得消费循环不畅的问题更加突出，最终也会反噬AI等相关新技术的发展。您怎么看，不同产业之间的平衡？

刘世锦：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是把经济增长的能力往上提升，称之为经济增长的高度。宽度指什么？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不同组别的居民由于收入水平不同，而对于产品的需求状况到底怎么样？经济增长的高度实际上反映的是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由经济增长的宽度决定的。

高度和宽度的矛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出租车和网约车要搞自动驾驶，司机就出来发声了。所以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保证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在这打架了，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扩大消费，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其实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最近 AI发展比较快，现在已经呈现出一种特点，就是它把收入差距实际上是在拉大，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AI这场革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将来是会改变整个生产函数的，整个蛋糕空前地做大了，但是分配问题也得解决好。AI，它对于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而且需要政策创新的压力，相应地也在增加。这就和我们传统的养老金一些总量来讲还比较低的再分配是不一样的。所以社会政策要跟上，收入分配这方面的考虑要推进。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如何体现？

第一财经：我们常常谈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经济的优势，您也在新书《前瞻“十五五”》当中提到，这一优势既包括消费市场的超大规模，也包括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多方面的超大规模，而这些往往是人们以往理解得不够，但是又潜力巨大的领域，能否请您具体分析一下？

刘世锦：中国14亿人口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件事情历史上发生过吗？没有发生过，它对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比如若干年以后，如果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由现在的4亿人左右翻一番，到了8到9亿人以后，消费能力又不是目前能够相比较的。从生产侧来讲的话，联合国所提出的关于工业部门分类的行业分布，中国全部都有。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生产专业化分工一旦搞起来以后，所有的行业都离不了。最近一些年，特别新兴行业里边，你发现有些企业成长得非常快。比如有些人以前也没搞过汽车，很短的时间内把一台车就搞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它的产业配套体系是成熟的。光伏、风电、储能等等这些行业，都是类似的特点。

你会发现，一个是创新的速度在加快。比如说一个小的经济体，它有一两个所谓区域创新中心就差不多了。中国以后可能又会有几个新的点出来，有些城市现在慢慢就冒出来了。因为创新需要一个环境，需要各种要素聚在一起。国家范围足够大的话，创新的策源地或者是创新的聚集地的数量就会增加，创新就会更加活跃。现在创新所谓不确定性也很大。过去有一些创新，主管部门大体上也是知道的，他们是做规划的。但最近几年你会发现，很多创新，可能政府部门、社会各界都是同时知道的，它们都是草根创新。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些创新的要素集中度很高，竞争很激烈的地方，出现高水平创新成果的概率是很高的，这就是现在创新的特点。

还有一个是产业周期迭代的速度也在加快。我曾经调研的一家很著名的企业，他们对当时最新的一套技术并没有采用。为什么不采用，他说已经看到了下一代的技术，现在的这套技术搞了投资以后，他认为是不可能收回投资的。

另外我们的对冲功能也很强，有些地方经济差一点，当地的人才水平得不到充分发挥，你会发现很多人才到全国各地去了。只要有一个流动的市场，他们其实照样在发挥作用，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对冲功能。

最后还有一点，人民币要加快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充当国际上强势货币的，一定是一个超大型的经济体。中国在这方面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加快了，其实就是在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经济重要优势的过程。

我们过去讲的主要是所谓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这个面太窄了。它是超大规模市场经济，包括生产、贸易、创新、货币等等领域。

建设制造强国，制造业如何提升？

第一财经：您在新书当中也提到，要建设制造强国，并不直接体现为制造业占比的稳定和提升，甚至在未来，这一比例还会有所下降，重点是要发展与之相配套的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如何调整和设定我们的发展指标？

刘世锦：什么叫做制造强国。我们可能很强调的一个指标就是制造业的占比，当然这个比重其实还是要稳定的。得有一定的比重，太低了肯定不行。但是，是不是这个比重就一定保持不动，甚至还要提升？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所谓结构转型的过程之中，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比重还会有所下降的，那么这和我们现在讲的制造强国是不是就矛盾？它不矛盾，把制造业的水平要往上提升，重点实际上不在制造业本身，而是在和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这一块。所谓生产性服务业，其实本来它也是在制造业内部的，比如说有一个研发部门、融资部门、信息处理部门，以前可能在制造业企业内部的。以后把它分出去了，所谓外包了，变成了一个独立的部门，贴一个标签叫做第三产业。实际上它是制造业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只是它的名字不叫制造业，本身是叫生产性制造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一直主张，制造业加上与它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合成一个新指标，可能更能反映制造业，我们讲的转型升级，特别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

编导：芮晓煜

制片人：尹淑荣